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4/12页）

无论是对于当时的美国人还是现在的美国人来讲，卡彭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经历似乎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寓意是犯罪得不偿失，但只有在罪犯忘了纳税时才会如此。作为一个个体，卡彭似乎同时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一致性和反抗性，并且也与这个国家的新商业议程步调一致。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犯罪集团——卡彭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在管理和市场运作方面与正当业务并无二致；当然，在业务执行方面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福特也许是派过与底特律黑手党有牵连的人来确保工人遵守公司政策，但工人不服从公司政策的最坏后果也只是暂时失去生计，并不会永远丢掉性命。美国黑帮卡彭的媒体魅力至今经久不衰，但事实上，在那个美国人除了恐惧本身之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时代，他却代表着一种恐惧的来源和象征。对此，美国人是感到害怕的。

将20世纪20年代称为“爵士乐时代”或“兴旺的20年代”，其实掩盖了美国人在这十年里所面临的压力，而这个时期的繁盛既是对这种压力的否认，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多斯·帕索斯所说的美国是“两个国家”就简洁地总结了这种境况，但这种分裂又共存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富人和穷人之间，也存在于当地人和移民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犯罪分子和守法公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一战时期。

现代文学对这些分歧做出了回应，作品中也充斥着这些分歧。许多作家都在文学作品里探索了战后的幻灭，如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1921年）、E.E.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1922年）、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年）和T. S.艾略特（T. S. El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其他一些作品则聚焦于此世纪20年代这个美丽新物质世界里美国民众个体之间的疏离，并以此来间接反映战争带来的后果，如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大街》（Main Street，1920年）和《巴比特》（Babbit，1922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年）和《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6年）以及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1922年）。在这之中，有许多作家都是“迷惘的一代”这个一战后在巴黎松散组织中的一员。他们从一段距离之外观看自己的国家，认为个人与客观力量之间的斗争才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主题。

海明威在回应哈定的阿灵顿公墓讲话时指出，在这个时代，“光荣、荣誉、勇气”这种概念已经毫无用处。在他看来，这种话“倘若跟具体的名称放在一起，例如村庄的名称、路的号数、河名、部队的番号和重大日期等等，简直令人厌恶”。但这种个性的缺失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一战。工业化是一股越发无情的力量，它侵蚀了个体的能力，这种侵蚀不是文学修辞，而是真实发生的。例如，在底特律的汽车业中，1910年有75%的工人都是熟练工，十年后仅剩10%的工人为熟练工。1921年的无名烈士葬礼让这种无名身份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感情象征，然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让他们变成无名之辈的不是战争，而是工作，不是武装冲突，而是流水线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迷惘的，但迷惘是在众人之中，而不是在巴黎。这就是进步的代价。也有人担忧，这种进步对于美国的意义何在。

“布鲁斯蓝调”

海明威和哈定都断定，在人们所认为的传统价值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明显分歧，而现代主义正是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文化、社会转型的一个特点。乍一看，这种论断似乎并不适用于美国，因为1921年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展、文化充满活力。不过，美国文化的驱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让人不安的阶级和种族辩证法，并且后者再也不能只归咎于“南方”，在这里，南方的意义是心理上的、道德上的，也是地理上的。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论辩。其实它从来都是，但在20世纪之前，人们也许还可能假装这场论辩没有波及全国，而到了1910年之后，就不再可能了。1910年开始一直到30年代期间，南方农村地区的非裔美国人向北方“大迁徙”（20年代里就有超过100万人迁徙），底特律、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的黑人社区数量相应增长，加上从西印度群岛涌入的移民，让这些北方城市本就已经兼收并蓄的社会文化融合变得更加多元。

新移民们为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严重程度所震惊。南方移民可能对此没有那么惊讶，但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一样，他们遭遇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城市环境，对他们以及对许多欧洲移民来说，这种城市环境都在经济上排斥他们，有时甚至怀有公开的敌意。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给美国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让旧问题恶化，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三K党（他们声称自己是美国爱国主义的代表）在这个时期的卷土重来（见图52）。随着“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这一理念的崛起，在强劲的现代化市场驱动下，三K党的成员数量剧增，从1920年的5000人增至1925年的几百万人。

自内战后首次化身以来，三K党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移民、进步主义和一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中，将三K党的所作所为指责为带有偏见似乎已经不够准确了，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反对一切的人与事，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从种族到宗教，五花八门。三K党的活动范围也更多地聚焦到城市，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南方的黑人和白人移居到了北方城市，尤其是像底特律这些汽车行业飞速发展、有大量就业机会的城市。不过，三K党势力的中心地带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印第安纳州，三K党有效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然而，1925年，三K党领导人大卫·斯蒂芬森（David C. Stephenson）被判攻击一位年轻女性玛奇·奥博霍尔策（Madge Oberholtzer），构成二级谋杀，印第安纳州受雇于三K党的重要政客和法官名单随之流出，至少在政界，三K党的势力开始减退。

图52 三K党游行，华盛顿地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926年9月13日。大多数与三K党相关的象征都来源于20世纪早期三K党卷土重来的时期。如照片中所示，三K党公然地展示自己，将自己置于美国的中心位置。然而，在三K党这样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20年代初那样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但也没有完全失势。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59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