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最后的边疆之外美国的新政（第6/12页）

事实上，这扇“金色大门”关得太迟。有些人认为这似乎预示着美国的毁灭，但它其实最终是这个国家的救赎。毫无疑问，对于这个据称基于“人人生而平等”信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在首都中心肆虐横行的三K党并没有提供一个有益的范例；但它也算不上是纽伦堡集会在美国的变体。关键是要记住，就在美国最终废止开门政策的同一年，也通过了《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1924年），最终承认了印第安人的投票权。然而对于定居者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这部法案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权利被移交给了各个州，直到1948年才得以全面实施。尽管如此，这部法案的确凸显出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少数派”文化特殊性越来越有兴趣，开始取代之前基于同化的大熔炉民族主义理想。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变得非常多样，这种多样性深深植根于一种强调人人平等的民主公民理想，并且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专心致力于共和政治，因而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格兰特或劳克林等人观点的影响，也不再会轻易为他们逻辑论证得出的优生学议程买账。这并不是说有些州没有沿着先前的路一直走下去，他们的确一直走着原先的路。

有几个州的法令里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允许对精神失常的人进行非自愿绝育手术（但对精神失常的诊断在当时也是成问题的，女性精神失常的同义词常常就是存在着活跃的婚外性行为）。在1927年检验弗吉尼亚州《优生绝育法》（1924年）的巴克诉贝尔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这项立法是符合宪法的。最高法院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评论说：“如果社会不是等着处死那些犯罪堕落的子孙后代，或是让他们因为自己的低能而活活饿死，而是阻止那些注定不适宜延续香火的人繁衍后代，对整个世界来说都会更好”。因而，他赞成这项法案并且得出结论称：“低能者延续三代就足够了。”[11]

最后，超过6万名美国人遭遇了非自愿绝育手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当时强制实现道德一致、医学一致、精神一致的政治倾向的又一种体现。禁酒和强行避孕只是这种种族、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极端形式，而这种保守主义体现在许多方面：从限制赌博到对节育和避孕的建议，到文学、教科书、剧院和电影中的审查。最终，这既关乎控制，也关乎自由，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1921年成立了美国节制生育联合会（ABCL）的避孕倡导者玛格丽特·山额（Margaret Sanger）的观点就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她呼吁将女性从不断怀孕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也免于遭受非法堕胎常常带来的死亡风险，这种观点意在减轻妇女的痛苦。另一方面，她提出的优生学观点与霍姆斯法官相呼应，其重点从为自己选择的积极自由转变为强行向别人施加自己观点的消极自由。这种逻辑导向的一个极端例子就发生在1925年田纳西州的代顿。在那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采用了优生学说客提出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非后天的这种论点，并将其用到了进化论上。

“斯科普斯审判案”（有时也称“猴子案件”）的焦点是田纳西州一位高中生物老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T. Scopes）是否有权向学生讲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和巴克诉贝尔案一样，这也是一起试验案件，是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为质疑田纳西州的巴特勒法案而发起的案件。巴特勒法案规定，公立学校里只许讲授圣经中所描述的人类起源（巴特勒法案不涉及动植物）。这场审判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民众甚至可以通过收音机旁听这场审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场审判中的反进化论的鉴定证人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不过，布赖恩的出席并不是最后法庭确认巴特勒法案符合宪法的原因（这一法案直到1967年才宣布废止）。事实上，虽然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但布赖恩在法庭上的表现难以让人信服，审判案结束后没过几天就去世，着实打击了反进化论者的热情。第二年，斯科普斯的定罪被推翻，其法律根据是判处的100美元罚金太高，但对于这起审判案的主要内容即巴特勒法案没有违反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原则，仍然维持原判。

当时以及后来对斯科普斯审判案的刻画[1960年有一部名为《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的电影大致根据这个事件改编，由斯潘塞·屈赛和吉恩·凯利领衔主演]倾向于将这起事件描绘成一出滑稽的闹剧，如果说没有让不少人彻底陷入尴尬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娱乐了大众。事实上，在后来1926年的斯托克斯诉州政府案中，法庭自己甚至称斯科普斯审判案为“这起怪诞的案件”。由于反进化论的冲动在美国一些地区至今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可能还不仅仅是一起怪诞的案件。斯科普斯审判案当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在其所处的时代里，传统的力量与现代世俗的力量相冲撞。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一种上帝与科学之间的信仰冲突，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恐惧的产物：惧怕犯罪，惧怕移民，惧怕城市，惧怕任何无节制的纵欲，尤其是惧怕挑战和改变。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会感觉到自己不仅与主流文化步调不一致，而且还遭到主流文化的威胁，这种现象透露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压力以及持续存在的城乡分歧。

没有从收音机里收听田纳西州代顿镇上的事件时，美国城市居民，尤其是纽约人拥有大量的娱乐活动，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小镇的审判案，也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分散开来。兴旺的20年代其实就是，也一直都是一幅沿海地带的图景。人们在刻画爵士乐时代的时候倾向于选择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作为表现场所，除了偶尔选择芝加哥之外，不会再选择其他城市。也许真的可以说，没有其他城市会比纽约更能代表20年代乐观的一面。面对更广阔的世界，纽约一直以来都是既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又提供了一个入口。例如，纽约的哈莱姆黑人住宅区几十年来一直在收容移民家庭，从最开始以爱尔兰人移民为主，到后来以犹太人为主，到了20年代则成为非裔美国人社区所在地，并且见证了所谓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文化浪潮。当然，非裔美国人文化并不是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但纽约的确是一面棱镜，将非裔美国人在音乐、文学和政治各方面的光线深深映入当时以白人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中。当时许多主要的黑人学者和作家，包括《疲惫的黑人伤感歌》（The Weary Blues，1926年）的作者、爵士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人类学家、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都是从哈莱姆走向了全国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