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第2/8页）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军事上投注巨资，既是二十世纪的时代需求，也是刻不容缓的要务，但维也纳无意思考此事。一八六六年起，作战方式和科技突飞猛进，欧洲每个国家的军队都得妥为因应，否则就等着败亡。第一项长足的进展——所有男性均得服兵役的制度——几乎造成财政破产，因为过去从未超过三十万人的军队，这时膨胀到平时的将近百万和战时的数百万。不管是实行在狭窄战线上集结大量兵力以突破敌方防线的法国原则，还是实行将兵力分散在广阔战线上以从侧翼包抄的德国原则，都需要庞大兵力来攻打靠征兵组成的敌人大军和现代的大规模防御工事。但奥地利人欠缺经费和政治意志来征召平民并予以武装；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受训练的奥地利人仍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二九，相较之下在法国是百分之零点七五，在德国是百分之零点四七，在意大利是百分之零点三七，在俄国是百分之零点三五。照理光根据这点，维也纳就该有自知之明，绝勿与别的大国开战。若动员所有后备兵力来打一场大战，奥地利受过训练的兵力不到两百三十万，而光是俄国一国的兵力就会是这些的三或四倍之多，国民人数比奥匈帝国少一千万的法国，兵力也会是这些的两倍之多。[11]

即使是屈居末座的奥地利兵力，若要为其配备武器，也得花上庞大资金。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欧洲军事领域，火炮已大幅升级。新的钢材浇铸技术、凿刻来复线技术，使加农炮和榴弹炮能把炮弹投得更远更准。美国内战期间火炮的最大射程是两千码，这时，标准火炮（例如英国的十八磅炮）能把炮弹射到七千码外。由于有弹簧和液压制退复进系统来吸收炮的后坐力，使炮于射击后固定在原位以供下次发射，所以这些火炮的射速也变快。法国著名的七十五毫米加农炮每分钟能发射十五至三十发瞄准目标的炮弹或榴霰弹。化学高爆炸药，例如三硝基甲苯（TNT），取代一八六〇年代的旧黑色火药炮弹，且杀伤力惊人。这些炮弹配上较好的引信，以炮弹碎片、弹丸、震波杀死大量人员。

较轻型武器在此前几十年里也得到大幅改良。用弹盒供弹的连发枪，每分钟发射十二发子弹，使战场变成枪林弹雨，迫使所有步枪手都成为奥地利陆军手册所说的“走动的军火库”，时时吃力背着装有两百颗子弹的粗帆布背包。然后，一八八〇年代出现靠气压装置自动装填子弹的机枪，每分钟能射出六百发子弹，它们使军队火力倍增。单单一支六人机枪队，就能发出等于一个师的步枪火力，每个营配两挺机枪，每个师十二个营，火力惊人。

对这些新式急射武器（步枪、机枪、野战炮）投资的同时，也需要在补给勤务上投入前所未见的庞大资金。一八一三年莱比锡的普鲁士滑膛枪兵，打一场仗平均发射二十发子弹；日俄战争时，步兵通常发射两百发或更多发。士兵最多只能随身携带两百发子弹，而在激战时两百发子弹十五分钟内就会打完，因此陆军需要扩大补给勤务。可为每名士兵补给三百发子弹的营、连弹药车，得推进到射击前线的部队，以维持杀敌火力。[12]每个步兵师都得带着一百二十辆这些弹药车投入战场，以便有额外的六十万发步枪弹和五万发机枪弹可供使用。

射速和步枪一样快的新式急射火炮，带来同样的成本负担和后勤难题。十九世纪的战时，军队一周所产炮弹只有七千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队每天的炮弹产量则得达到那一数目的十倍，乃至二十倍之多。原因不难理解：一八一三年时莱比锡的一门普鲁士加农炮，每天平均发射六十一发炮弹，但一九〇五年时，沈阳的一门俄国加农炮每天发射五百零四发炮弹，促使法国人于一九一四年时配予每门火炮六百发炮弹。若把这些炮弹全运到前线，火炮会被层层堆栈的板条箱淹没，因此，每个炮兵连（制式的野战炮兵团编制有十四个炮兵连，每个连配六门火炮），需要十二辆弹药车，其中六辆密集布设在火炮周边，另外六辆则跟在部队后面，厕身于越拉越长、俨然要将二十世纪陆军吞没的辎重队里。[13]弹药车也不是现代军队唯一的新式随行装备；新火炮摧枯拉朽的威力，迫使师级部队添备更多车辆来运载反制器物，包括沙包（每个师七千袋）、木头、梯子、铲。[14]

要与这些令人胆寒的新武器抗衡，向来没有远虑的奥匈帝国得淘汰、更换其已过时的装备（来自一八七〇年代的黑色火药步枪和青铜炮），得耗费巨资买进更多一切必要的装备。维也纳还得更新其铁路、公路，以便将部队更快运到前线。在奥地利所打的最近一场大战中（一八六六），动员规模相对较小的陆军，都花上折磨人的五十五天。[15]而针对下一场战争，德国打算以仅仅四十二天时间，完成从动员、部署军队到消灭英法军队，再将其陆军全部移到东边以击败俄国这整个计划。德国人希望奥地利的行动和其一样迅速利落。

凡是身形庞然、所费不赀的东西，弗朗茨·约瑟夫皇帝都敬而远之。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雀跃于所有新发明的东西（“拿破仑绝认不出这个有着铁路、公路、电报、电话、汽车、热气球、罐头食品的世界”），弗朗茨·约瑟夫却对这些东西厌恶至极。一九〇六年军事演习时，有辆还在试验阶段的装甲车轰轰驶过弗朗茨·约瑟夫的住所旁，惹得这位属于维多利亚时代的皇帝老大不高兴，严正表示“这种东西绝不会有军事用处”。[16]

一九〇八年，弗朗茨·约瑟夫在精力过人的埃伦塔尔敦促下，往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路摇摇摆摆前进，心里对能否成功没什么把握。即使有埃伦塔尔支配巴尔干、地中海的新战略护体，这项任务看来仍会是一场空；这时那里有六十七万四千塞尔维亚人、五十四万八千穆斯林、三十三万四千克罗地亚人，只靠令人瞠目结舌的九千五百名奥地利官员来治理（当年土耳其人只派了一百八十名官员来治理）。这些居民绝大部分认为在奥地利统治下没什么好处，因为匈牙利人坚持奥匈帝国的共同经费不得拨用于这些落后省份的发展。这一地区的维持费用，一律得在当地筹措，也就是得由已然非常贫穷的当地人负担，从而等于使他们必然敌视维也纳。奥地利人在这些新省份推动土地改革的脚步也很缓慢；穆斯林地主基本上将基督徒农奴（kmet）囚禁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但奥地利人迟迟不愿改革这一制度，以免引起富有的穆斯林反感，以免使奥地利人所认定会投向贝尔格莱德而非维也纳怀抱的塞尔维亚籍农奴获得权力。而维也纳不愿助农奴脱离苦海一事，使农奴必然只会投向贝尔格莱德的怀抱。[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