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萨拉热窝逞凶（第3/8页）

弗朗茨·斐迪南与其夫人的遗体摆在附近的旧奥斯曼官邸——围墙环绕的波蒂奥雷克府邸——时，有人发现大公脖子上挂了七个护身符，每个护身符用来防止不同的邪灵近身。苏菲没有血色的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链，身上披了一条肩布，肩布里有用来防止疾病或意外上身的圣徒遗物。这两人是据说要把巴尔干半岛从落后与迷信中救出来的现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在这趟管控糟糕、悲剧收场的访问里，发现更为荒谬可笑之处：“皇储在弗朗茨·约瑟夫街和鲁道夫街的街角中枪身亡，正象征了身为奥地利人所代表的含义。”[15]

普林齐普立即被认出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大公的每个随行人员都理所当然认为这名刺客是抗议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多年的塞尔维亚政府所派。因为疏于小处的安全工作而间接助行刺者得逞的波蒂奥雷克，此刻如某同僚所说的，“竭尽全力”鼓吹战争，“以洗刷他的过错”。[16]波斯尼亚演习结束后，康拉德打道回府，在萨格勒布换车时，才得知行刺之事。这时，他鼓吹那古往今来常用的解决办法：如贝希托尔德所说的，“战争，战争，战争”。与皇帝和内阁阁员开会时，康拉德要求采取“果断行动”。[17]陆军部长亚历山大·克罗巴廷向弗朗茨·约瑟夫的副官大施压力，以促使皇帝“立即宣战”。[18]奥地利大部分高阶将领和他们同声一气，力主向塞尔维亚“暗杀政权”和其“行凶者”报复。“给我一个军和一个后备师，我就可以搞定。”迈克尔·阿佩尔从其位于萨拉热窝的办公室激动说道。[19]

在萨格勒布，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有了将异族杀光的念头。“我们周遭有太多讨厌的塞尔维亚人；从今天起，就把消灭他们当作我们的目标，”报纸《赫尔瓦茨卡》气冲冲说道。“srbe或vrbe”（意为“把塞尔维亚人吊死在柳树上”），成为流行的口号。[20]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馆——受到“此地低规格哀悼”的公开侮辱，“此地的人在街上和咖啡馆里嘲弄我们的不幸”——也发出同样的激越言语：“得让塞尔维亚再度懂得害怕——我们得趁这机会发出毁灭性的一击，不要有其他顾虑，以为我君主国争取再数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以让加诸我皇上的这一侮辱受到惩罚。”[21]

六月三十日在申布伦宫晋见皇上时，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悲痛，令贝希托尔德印象深刻。皇帝伤心主要是为了君主国的困境，而非为了斐迪南大公。听着贝希托尔德向他陈述他所能选择的路，皇帝流下了泪水。自一八六六年大败之后，弗朗茨·约瑟夫一直避战，但此刻连他都了解到，战争，或最起码的威胁开战，已不可避免。普林齐普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打击太凶残，太侮辱人。但匈牙利能否决奥地利的决定，因此，得等到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前来陈述布达佩斯的看法，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那天更晚时与蒂萨的会晤，结果一如预期。蒂萨反对向塞尔维亚开战，主张只在外交战场上对贝尔格莱德发动谴责战。他担心与塞尔维亚起冲突会招来俄国的介入，而俄军就陈兵于匈牙利边界旁。蒂萨当政数年来刻意削弱奥匈帝国的军力，比大部分人更清楚这君主国军力的虚实。[22]

匈牙利的胆小怕事，令老早就想找借口与塞尔维亚摊牌的德国大失所望。德国参谋总长毛奇，一九一三年二月以德、奥两国人民不会为了阿尔巴尼亚版图之类的小问题与人开战为由，把康拉德从战争边缘拉回来，此刻却在奥地利的不幸中瞥见机会。德国、奥匈帝国人民会为了替哈布斯堡皇储的惨死报仇而战。这正是鼓动德国、奥匈帝国人民所需的“口号”。[23]德国希望奥地利人抢占这道德高地，立即摧毁塞尔维亚，然后将所有兵力移到东边，但这份希望在炎热的夏季里破灭，原因不只出于蒂萨的不让步。

在萨拉热窝，七名刺客中已有六人被捕并受审问。有一人自称“塞尔维亚英雄”，但要说塞尔维亚政府是这场暗杀阴谋的共犯，再怎么说证据都不够确凿。米兰·奇嘎诺维奇（Milan Ciganovic），是在位于贝尔格莱德的自家公寓衣橱里存放了炸弹制造原料的政府雇员，他认为这些刺客与他们的军事训练员沃津·坦科西奇（Vojin Tankosic）少校，以及阿皮斯、民族自卫社有关联。但这些塞尔维亚官员是我行我素的无赖，不是政府的代理人，只是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对此重大差异视而不见。[24]波蒂奥雷克从萨拉热窝警示道，如果维也纳不下重手反击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在幕后资助他们的国家，就会治理不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康拉德在波斯尼亚的线人，告诉他差不多的看法：得把治理之责从操控维也纳政局的“波兰外交官和宫廷顾问”手里拿走，交给军方。有人告诉他说：“该是时候拿起铁扫把把这里清扫干净了……这里的塞尔维亚人至少有六成是国家的敌人。”[25]就连主张以和为贵的贝希托尔德都改变立场，六月三十日主张与贝尔格莱德“清算总账”。[26]同一天，柏林德皇劝奥地利人开战：“机不可失！”[27]

奥地利皇帝原希望于七月三日德皇威廉二世来维也纳参加斐迪南大公葬礼时与他商议因应之道，但德皇担心塞尔维亚刺客行刺，也担心奥地利安全措施不足，决定待在柏林以策安全。在柏林，他收到弗朗茨·约瑟夫的来信，信中斩钉截铁说斐迪南大公遇害是塞尔维亚、俄国两地泛斯拉夫主义分子所为。这一推断使德国得以向其优柔寡断的盟邦施压加温。德国记者和特使维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于七月一日在与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长亚历山大·奥约斯（Alexander Hoyos）会晤时，告诉奥约斯此刻已该向德国请求大力支持其“消灭塞尔维亚”。瑙曼被德国政府找来当中间人，七月头几天向维也纳传达了这一明确的信息：“奥匈帝国愈早开战愈好；昨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明天好。”[28]贝希托尔德“受惑于军方的魔力和武力，且着迷于军方恐怖机器的隆隆声响和耀眼夺目”（丘吉尔语），兴高采烈地同意，并告诉德国外长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柏林和维也纳得“扯断敌人用来织成网子包住我们的绳索”。[29]德国的响应不会让贝希托尔德失望；德皇震惊于同是皇族成员且与他交情深厚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光是根据这一点，德皇就应该会同意让奥地利全权行事。

与瑙曼会晤四天后，奥约斯以贝希托尔德特使身份来到柏林。他先到德国外交部见了次长阿瑟·齐默曼（Arthur Zimmermann），向齐默曼扼要说明了维也纳的目标：由奥地利和其巴尔干半岛诸盟邦将塞尔维亚瓜分，基本上将它“从地图上抹除”。这场暗杀事件将被用来“编造与塞尔维亚算账的借口”。[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