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第5/9页)

Recovery )。他在书中主张,社会经济必须经过妥善筹划,方能避开类似大萧条性质的恶性循环。英国政府内许多持中间路线的大小官员,也组织了一个不分党派的智囊团体,称作“政治经济计划会”(Political and Economic Planning,PEP)。年轻一代的保守党人士,如日后出任首相的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1894—1986),则纷纷自命为计划派的发言人。甚至连标榜反共的纳粹德国,也剽窃了苏联的点子,于1933年推出所谓的“四年计划”。(其实1933年之后,德国纳粹本身应付大萧条的方案也有相当成效。不过由于某些原因,纳粹的成功未引起国际同样的重视,我们在下章将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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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资本主义经济在两次大战之间陷入困境?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在于美国。欧洲经济萧条的责任,也许有一部分可以归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交战诸国身上。可是美国的本土远离战火,后来虽成为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参战时间却极为短促。更有甚者,美国经济不但未因大战受损,反而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深得战争之利。1913年,美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全世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工业生产量占全球总量三分之一以上,仅次于英法德三国的总和。到了1929年,美国已经占据全世界经济总量42%以上;而英法德欧洲三大工业国家的总和,却只有区区28%。(Hilgerdt,1945,Table I.14.)这个数字变化实在惊人之极。具体来看,1913—1920年间,美国钢铁产量增加了四分之一,世界其他地区却减少了约三分之一。(Rostow,1978,p.194,Table III.33.)简单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在各方面都已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不亚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度称霸的地位。只有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的领先优势才暂受重挫。

更进一步来看,大战不只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工业生产国的地位,同时也将它变成全球最大的债权国。战争期间,英国为应付战争支出,不得不变卖许多海外资产,而它在全球的投资额损失了四分之一,其绝大部分在美国。法国损失更重,几乎达半数,多数源于欧洲的革命及殖民地崩溃所致。而美国呢,战争初起,尚是个债务国,到了战事结束,却摇身一变成为国际主要的债权国了。同时由于美国的海外业务多集中在欧洲及西半球(当时英国仍是亚非地区最大的投资国),美国对欧洲的影响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总而言之,要了解世界经济危机,必须从美国着手。美国毕竟是20年代最大的出口国,同时也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家。至于原料与粮食的进口量,美国更包办了15个最商业化国家进口总数的40%。难怪萧条大风一起,必需品类例如小麦、棉花、白糖、橡胶、蚕丝、铜、锡、咖啡的生产国首当其冲,一败涂地(Lary,pp.28—29)。作为主要的进口国家,同样,美国也成为不景气下最大的牺牲者。1929—1932年间,美国进口量跌落70%,出口量也以同样程度锐减。从1929年到1939年,世界贸易额缩减了三分之一,美国出口则几乎暴跌一半。

这并不是说,欧洲即能脱去导致萧条的责任,而事实上,欧洲方面的问题大多是因为政治因素。巴黎和会(1919年)对德国索取数额未定的巨额赔款,以补偿战胜国战费及战争损失。为了替这项赔款的正当性找借口,和约中还特别加上一条“战争罪”(war-guilt)款项,将大战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国头上。而这种“罪在一国”的欲加之罪,不但在历史上站不住脚,反而加速促成德国民众国家意识的高涨。至于确切的赔款数字,由于美国认为应依德国付款能力而定,而其他战胜国——尤以法国为最——则坚持德方须全数负担;相持之下,只好妥协,最后签订的和约中,对赔款的额度没有确定。协约国要求如此苛刻,主要是为了可以不断地对德国施加压力,使其从此一蹶不振;至少法国的心意在于此。到了1921年,赔款数字总算讲定为1320亿德国金马克,相当于当时的330亿美元。如此天文数字,大家都知道德国根本就无法偿还。

“赔款”一事,在美国主导之下,引发了无数争论、危机及斡旋。如今德国固然欠下协约国赔款,协约国本身,在战时也向华盛顿借了一大笔债。美国希望两者并作一道解决,自然惹得友邦非常不高兴。战胜国索赔的数字,高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几乎等于1929年全德总收入的1.5倍。而协约各国对美国的债务,同样也高得吓人。英国对美欠债相当于英国全国总收入的一半;法国欠美国的数字则等于法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二(Hill,1988,pp.15—16)。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规定了德国每年偿还的数字;1929年的“杨格计划”(Young Plan),又将付款表重新调整,并附带在瑞士巴塞尔(Basel)成立了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无数国际金融机构之先河。(本书写作之际,这家清算银行仍在营业。)由于实际原因所致,到了1932年,包括德国及协约国在内,所有的付款都告终止。只有芬兰曾经偿付过对美的战时债务。

在这里我们不用讨论得太详细,可是有两件事却不能不予注意:首先,年轻的凯恩斯曾发表一篇论文,强烈抨击巴黎和会的决议,他的看法的确很有见地。凯恩斯本人曾是英国出席和会的低级代表之一,在这篇名为《和平对经济的影响力》(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一文里,凯恩斯主张,德国经济若不恢复元气,欧洲势将无法保证社会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及自由文明。法国为了保住本身的“安全”,强制不使德国抬头,对经济将具有反作用。事实上,法国也自身难保,根本无力执行自己设下的抑德政策。虽然1923年间,法国曾借口德国拒绝付款,出兵占领了德国的工业中心区,最终法国不得不接受现实,容忍德国在1924年后分期偿付赔款,德国经济也因此得到莫大的动力。其次,德国偿付赔款的方式也是一大问题。凡想压制德国,使其继续衰弱下去的国家,都强要德国付现。因为可想而知,若让德国以现有生产或出口所得折现赔付,势必增强它的生产力,反而对竞争对手不利。事实上,各国共同施压,强迫德国大量举债赔款,因此德国赔款来源多为20年代向美国借贷的大笔贷款。从德国对手的观点来看,这种办法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使德国深陷债务之中,无力扩大出口,以平衡债务,德国进口量也果然显著增长。但是这迫使德国以债养债整套做法的后果,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最终使德国及欧洲诸国对美国的风吹草动极为敏感。1929年华尔街股票大跌之后,美国对外贷款资源发生危机,可是美国向外出借的能力,早在股市崩溃之前就开始衰退了。大萧条期间,赔款付款这建筑在沙滩上的架构,一股脑儿全部倒塌。到了最后,付不付款,对德国或世界经济都无所谓了;付款停止,对德国产生不了任何正面作用,因为其经济已经完全解体。1931—1933年间,为国际付款所做的各项安排也一一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