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第4/9页）

失业现象及后果如此严重，难怪被人看作是对国家最为沉重甚至致命的打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伦敦《泰晤士报》一篇评论写道：“失业，仅次于战争，是我们这一代蔓延最广、噬蚀最深、最乘人不防而入的恶疾，是我们这个时代西方特有的社会弊病。”（Arndt，1944，p.250.）像这样一段话，在过去工业化的历史中，从来不可能出现，真可谓一针见血，比起任何考据研究，都更能充分解释战后西方政府实行的种种措施的缘由。

说也奇怪，大萧条的冲击，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失业的滋味固然很苦，农产品的价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们以为，不管用什么政治手段——或左或右——总有办法可以替他们解决这天外飞来的不公现象，因为穷老百姓期望其实很低。但在事实上，旧有的自由经济体系架构，偏偏正缺乏这样的解决手段，技穷之下，决策人士更是窘态毕现。为了短期内解决国内危机，他们只好牺牲世界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4年之内，国际贸易下降了60%（1929—1933），同时期里，各国却加速地高筑壁垒，力图保全自己国内的市场及通货免受世界性经济风暴的冲击。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此一来，全球繁荣所必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分崩离析。1931—1939年间签订的510项各国商业协定之中，60%不再包括国际贸易制度中最重要的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most favorable nation status）。至于少数依然保存的，优惠内容也大幅减低（Snyder，1940）。[4] 在当时来看，这种恶性循环真不知有没有终结的那一天。

这一切对政治环境自然有莫大的直接影响，产生了自有资本主义以来，创伤最惨重的悲剧，我们在下面将有进一步的讨论。不过在探讨短期冲击之前，必须先研究一下经济衰退所导致的长期重大意义。一言以蔽之：这场经济大萧条足足摧毁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931—1932年间，英国、加拿大、北欧诸国以及美国，都一律放弃了长久以来被视为国际汇率稳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连一向对金条笃信不疑的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也纷纷效尤。[5] 象征意味更浓的事件，发生于1931年，甚至连大英帝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以来，在经济上，自由贸易对于英国，就如同在政治上美国宪法对于美国一般，同是两者身份形象的象征。英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撤退，放弃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愈发凸显了当时各国急于保护自家经济的现象。说得更明确一些，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压力之下，不得不将社会政策的考虑列为优先，经济事务只好屈居其次了，否则政治后果会很严重，德意志等国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分左右，各种党派都被迫走上日趋激进之路。

于是，凡在过去就以提高关税为手段、抵制外国竞争、保护国内农业的国家，现在把关税提得越发高了。但单靠提高关税还不够，大萧条期间，各国政府开始提供补助，保证农产品价格，收购过剩的产品，或者干脆付钱给农家，叫他们停止生产。1933年之后，美国就曾出此下策。70年代和80年代，在“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之下，欧洲共同体几乎被人数日益稀少的农户所享有的补贴政策给拖垮。而这个奇怪的矛盾政策，其实正是大萧条留下的余祸。

至于工人阶级，战后各国致力于消除大量失业的现象，“完全就业”成为改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倡导这项政策的人士虽然不止一位，但其中最出名的先觉者和前锋，要数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6）。他认为铲除永久性大量失业，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出发点政经兼顾。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完全就业工人的收入，将为经济制造消费需求。这项看法固然相当正确，可是除此而外，增加需求的方式其实还有许多。英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单单挑上这一项急忙实行的缘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就急忙推动——主要在于大量的失业对政治、对社会都具有极强的破坏力。这个事实，大萧条期间大家都亲眼看见过了。众人对此深信不疑，以致多年后当大量失业现象再度出现，尤其在80年代初期严重不景气的时期，许多观察人士（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以为社会动乱将会再起。结果，出乎意料，混乱并未发生（参见第十四章）。

社会之所以不曾大乱，主因在各国鉴于惨痛教训，大萧条之后纷纷设立了社会福利制度。1935年美国通过《社会安全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时，已无人对此感到惊异。多年以来，各发达工业国——除了少数例外，如日本、瑞士及美国——都普遍推行规模庞大的福利政策，使得大家都习以为常。我们几乎忘了，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几个符合现代定义的“福利国家’。甚至连向来以福利完善著称的北欧国家在内，当时也不过刚起步而已。事实上福利国家一词，一直到40年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使用。

大萧条重创之大，更使一个现象显得愈发突出：那个早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国家——苏联，却仿佛免疫似的，丝毫不为所累。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时，苏联工业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同一时期，美英法三国的比例，却由全球总额的59%跌落为52%。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1930—1935年间，一小群人数虽少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他们看到苏联经济虽然处处可见其原始落后、缺乏效率的痕迹，更暴露出斯大林集体化和大规模镇压的残暴无情，可是这些印象，都不及苏联经济不为萧条冲击并产生了一定成就的印象深刻。因为这些外来访客一心所想解决的问题，并非苏联内部真正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关心的对象，乃是自身经济体系的崩溃和西方资本主义失败的程度。苏维埃制度有什么秘诀？有何值得学习的经验？答案是确定的。于是模仿苏联五年计划之举纷纷出笼。一时之间，“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派，甚至开始正式采用“计划”。英国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国国教重要一员的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此时也出书鼓吹计划一事的重要性，书名为《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