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土生海外地名

前面谈的都是地理坐标中心在外国的北印度洋—地中海海域名称。先秦时代，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尚很有限，但已经认识到九州（即中国）虽大，但也不过是天下的一部分。天下虽大，却不如海洋广大。战国时齐人邹衍的赤县神州外有裨海环之，天下各州亦同样有小海环抱，而世界陆地又有大瀛海环抱的学说，就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一）南海、西南海及其他

秦汉以后，中国舟师和商贾在世世代代的航海活动中，越来越多地认识了海洋，也因之建立了坐标中心在中国本土的海洋命名体系，而其中与东南亚—印度洋贸易关系最重为密切的莫过于“南海”。中国海岸的大致轮廓线为南北向，要出洋航向东南亚—印度洋海域，必须向南航行。先秦时代中国人已经有“南海”的概念，泛指中国南方及其附近洋面，并兼指今之东海。汉以后，渐专指中国以南海面。故中国人的“南海”与印度人、西亚人的“南海”是不同的海。

在航海和域外地理知识不够发达的时代，“南海”这个地理概念所覆盖的范围相当广，除了指中国以南海域以外，也指东南亚和东印度洋诸地。唐代有“广州地际南海，每岁有昆仑乘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注：《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新唐书》卷116《王綝传》云：“南海岁有昆仑舶。”）的记载。这里的“昆仑”即指东南亚、东印度洋诸地。龙朔三年（663），“南海真腊国”延请唐朝僧人那提三藏，那提以赴南海采药为名请求出洋，受敕命赴南海后长留不返。（注：释道宣：《续高僧传》第2集，卷5《那提三藏传》。）《新唐书》卷222记载，有“盘盘国”位于“南海曲”，即今暹逻湾西岸之马来半岛。唐代人习惯上把海外贸易蕃舶称为“南海舶”，意从南海来也。

值得注意的是，唐及唐以前，中国水手在航海中特别注意辨识江河入海处，以此为目的港和中转港的标志。例如《梁书》在描述从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时说：“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中，正西北入，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注：《梁书》卷54《中天竺国》。）在这短短数十个字中，无一提到沿途所经的海名，但却提到了两个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这里的“天竺江口”，即今之恒河河口。唐贾耽在《广州通海夷道》中在叙述印度西海岸的航线时，提到西天竺“有弥兰大河，一曰新头河”，由此入海。这里的“弥兰”河（新头河）河口，即今之巴基斯坦的第一大城卡拉奇以西的印度河河口。在描写今波斯湾内伊拉克、伊朗两国交界处航线时，贾耽又说“又西一日行，至乌剌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这里的“弗利剌河”口，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汇流后形成的夏吐·阿拉伯河的入海处。这些都说明，除了今南中国海南部被称为“涨海”以外，当时的中国水手似乎仅满足于“南海”这个泛指名称，并不留意域外海洋的具体名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航海家积累的海外地理知识日见丰富，方位概念也愈加准确。唐代中国航海家在“南海”的概念（即今之东南亚）以外，又区分出一个新的概念“西南海”，专指北印度洋。《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说“师子”国（今之斯里兰卡）“居西南海中”（注：《通典》卷193则云：“师子国……在西海之中。”），这里的“西南海”指今印巴次大陆南部周围海域。

唐末段成式在记述拨拔力国（今非洲东岸之索马里沿海地区）的地望时，说此国“在西南海中”（注：《酉阳杂俎》卷4；《新唐书》卷221《西域传》说“大食西南属海，海中有拨拔力种”。），这里的“西南海”又指今之阿拉伯海。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南海”与“西南海”的异同，则会发现“南海”与“西南海”的概念的观察中心点都在中国本土，而后产生的“西南海”比原先模糊的“南海”更具方位感。

唐人的“西南海”概念在宋代继续沿用。周去非提到过“西南海上波斯国”。（注：《岭外代答》卷3；《诸蕃志》卷上录此段。）赵汝适在谈及“昆仑层期国”（即今东非坦桑尼亚之桑给巴尔岛）时说，此国“在西南海上”。（注：《诸蕃志》卷上“海上杂国”。）蒙古国时宪宗蒙哥遣使西域宗王旭烈兀，汉人刘郁在行。他曾记载到波斯的“失罗子国”（即今之伊朗设拉子城），说“其西南海”中出珠。（注：刘郁：《西使记》，中华书局标点本。）所有这些“西南海”均与唐时一样，指北印度洋诸海。显然史籍中的这些“南海”、“西南海”的概念都是在中国产生的，是中国舟师独立命名的，其地理坐标中心均在中国。

五代、宋是中国海外地理学飞跃发展的时代。周去非除了借用穆斯林科学中的以西亚为中心地理命名体系，使用“东大食海”和“西大食海”以表示西北印度洋和地中海，并沿用唐代产生的“西南海”以重复表示北印度洋以外，还提到了一系列新地理名称，指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不同的水域。例如用“东大洋海”的名称指今印尼爪哇以东的大洋，即西太平洋；用“南大洋海”的概念表示三佛齐以南的大洋，即今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水域。今孟加拉湾，在宋代则被称为“细兰海”，得名于“细兰国”，即今之斯里兰卡。而元代以后，又进一步把位于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与斯里兰卡之间的南孟加拉湾称为“喃巫哩洋”。这些都是前代未闻之事。

（二）东洋与西洋

五代、宋时航海地理学的另一个重大进步是产生了“东洋”和“西洋”的观念。明代张燮所著《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这一记载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的依据。“东洋”与“西洋”的地理范围的确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一点给研究者们增加了许多困难，但单从地名考订上下功夫，很难解释清这个问题。这里我们先从理清明以前史料中有关东洋与西洋的记载着手。

“西洋”的名称初见于五代。据《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注：蔡永蒹：《西山杂志》卷一，蒲厝条，抄本，福建晋江县图书馆藏；此据庄为矶：《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见第347页。）足见“西洋”的地理概念在宋代一直为人所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