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土生海外地名（第3/3页）

（三）下番航线与东西洋的划分

前已提及，唐和唐以前，中国舟师在异域远洋航行时，特别注意航线所经的河川入海处，以为目的港和中转港的标志。此前已提及，《梁书》在描述从扶南（今柬埔寨）至印度的航路时说，从扶南发投拘利口，循海大湾行，可至天竺江口。（注：《梁书》卷54《中天竺国》。）这段文字无一处提到沿途所经的海名，但却提到了两个河口，即“拘利口”（或“投拘利口”）和“天竺江口”。可见中国舟师泛舟远航时，身处流动的船舶，在水天一色的茫茫大海中，非常注意目力所能及的陆地的地貌特征，依靠河口这样一类的重要地理方位标志物来控制航线。因此可以说，依据航线判断海外地理，是中国舟师的古老的传统。

前面所引述的《东西洋考》“文莱”条中提到，文莱为“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但许多依此研究“东洋”与“西洋”的地理划分的学者，却往往不得要领。所幸张燮在《舟师考》中叙述了“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航线的根本不同。

笔者据张燮在《舟师考》中分别述及“西洋针路”和“东洋针路”推断，“东洋”与“西洋”的区分的基本依据在于，从中国大陆出海下番的航线的不同。1989—1990年笔者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途中，在航经南海时，形成了东洋、西洋的概念与南海有关的想法，认为东洋与西洋最初并非地理概念，而是航线概念，沿南海以东航行所经诸地为东洋，沿南海以西航线航行所历各处为西洋，东、西两洋隔南海相望；并在1990年春节期间在泉州举行的海上丝绸之路讨论会上与学者们，包括香港学者陈佳荣进行交流。后来，陈佳荣先生在出席南京郑和研究会议时，在其提交的论文《郑和航行时期的东西洋》中，对东西洋概念的有了进一步论述，南海的珊瑚礁“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塘”是古代航海的高风险区，舟师皆知回避，故南海成为东西洋的天然分界。（注：载《走向海洋的中国人》，北京，1996年，第136—143页。）

由此可见，大致从宋代起，中国海船出洋前往今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海区大体有两条航线：

一是从福建、广东大体沿东亚大陆海岸线南下，以大陆沿海的地形为标志物导航，过印支半岛，进入暹逻湾，继续向西，所经海外诸地皆称为“西洋”。前引《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注：蔡永蒹：《西山杂志》卷一，蒲厝条，抄本；此据庄为矶：《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47页。）泉州蒲氏任“占城西洋转运使”时，所经营的就是西洋航线的贸易。宋元时代，此航线所经诸地又称为“小西洋”。我们可将此航线形象地称为“大陆航线”。过“小西洋”后，再向西便是印度，这里在宋元时代被称为“西洋”。

另一条航线是从大陆出发向东航行，先横渡今台湾海峡（对福建海舶而言）至流求（今台湾），或先横渡南海北部（对广东海舶而言），至吕宋诸岛；然后再沿今菲律宾列岛南下，以西太平洋岛弧的南部诸岛为导航的标志物，所经诸地皆称为“东洋”。我们可称此航线为“岛屿航线”。“东洋”中的菲律宾诸岛与加里曼丹岛附近的南海海域被称为“小东洋”。加里曼丹岛以南海域称为“大东洋”。从“小东洋”进入“大东洋”有两条航线，一是从加里曼丹岛西部沿海进入“大东洋”，此即“大东洋”的西部，指今爪哇海和巴厘海。一是从加里曼丹岛与今菲律宾的巴拉望群岛之间的海峡穿过，进入苏禄海，再沿加里曼丹岛东部沿海南下，此即“大东洋”的东部，即今之苏拉威西海、马鲁古海、班达海和佛罗勒斯海诸地。

总之，“东洋”与“西洋”的概念起源于航线的不同。若要论其地理范围，则“东洋”大体上指今南海以东，而“西洋”则大体指今南海以西地区。“东洋”与“西洋”隔南海相望，他们之间的基本地理分界便是南海。

［原文发表于《走向海洋的中国人：郑和下西洋59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郑和研究会编，海潮出版社，1996年，第120—135页。收入本书时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