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第2/2页）

《指南正法》中有“往网巾礁荖、万荖膏”针路一段，其前半段即系吕宋往网巾礁脑的海道，今亦录之如下：

（《两种海道针经》，第162—163页）

班乃（班爱）、内格罗斯（恶党）、宿务、猫务烟（保和）与魍巾礁脑（棉兰老）五岛呈一字排开，顺序相接，位于吕宋之东南，面积较大，古代中国洋舟来访是合理的。为求对音，舍弃其中的大岛，以较小的岛屿当之不妥。张燮提到，屋党与宿务等地皆为吕宋之属国（《东西洋考》，第96页）。），中国俱有洋艘往通。亦系无来由类。……水程必由吕宋之利仔发海而南。吕宋至班爱十更，至恶党二十三更，至宿务二十四更，至网巾礁脑五十八更。……家无所蓄，需中国布帛以蔽身。”（注：《海国见闻录》，第41—43页。）

“吕宋至吉里问（注：“吉利问”谢芳认为即今印尼爪哇三宝垅北部海外之卡里摩爪哇（Karimunjawa）群岛。见《东西洋考》谢芳校注本，第45、84页。《顺风相送》作“吉里门”，元代征爪哇时已见于史籍。但李长傅认为与此书中所提到的“吉利问”并非上述Karimunjawa。见《海国闻见录》，第48页注10。若以爪哇附近之吉里门当之，从吕宋至其地的距离不可能比婆罗洲北部的文莱更近。李长傅的质疑即基于此。），三十九更；至文莱四十二更。（注：吕宋至文莱传统中国航线的描述详见下。）…而朱葛礁喇（注：“朱葛礁喇”，李长傅认为即《明史》中之苏吉丹，其原名为Sukatana，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岸。见《海国闻见录》，第46页注8。今译名苏加丹那。陈佳荣、谢芳有更详尽的说明，见《古代南海地名汇释》，第358页。关于此地，详见下。）、马神（注：李长傅认为“马神”即《明史》中之“文郎马神”。据其原名Banjarmasin，可知“文郎马神”当为“文即马神”之讹。今译为马辰，在婆罗洲南岸。见《海国闻见录》，第48页，注11。），非从吕宋水程，应入南洋各国。”（注：《海国闻见录》，第44页。）

上述记载足证，吕宋虽然沦为西班牙殖民地，但中国人在当地的商业活动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欲讨论的是吕宋与婆罗洲之间的海路。吕宋即今菲律宾吕宋岛（Luzon），婆罗洲即今之文莱（Brunei）。这一海道是中国明清两代海商利用极为频繁的海上通衢。陈伦炯上述有关吕宋至文莱的更路记载虽然只有数语，但其“至文莱四十二更”的记载，透露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舟师仍然按中国传统航海术往来于吕宋与婆罗洲之间。

更路是中国航海家度量水程远近的单位，直至陈伦炯时代仍然广为使用。《海国闻见录》提到：

中国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中国用罗经、刻漏沙。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每更约水程六十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某处。心尚怀疑，又应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驼探水深浅若干。驼底带蜡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为确准。（注：《海国闻见录》，第49—50页。）

以更数计行船远近为中国航海的传统之一。在已故向达教授从英国抄回的古代中国的航海资料中有《顺风相送》，原抄本藏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系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劳德大主教（Arch Laud）于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赠送该馆。据向达教授调查，此书当系明代入华耶稣会士从中国携归欧洲，曾为一所耶稣会大学收藏，后为劳德购得。《顺风相送》中也有“行船更数法”一节，提到：

凡行船先乍风汛急慢，流水顺逆。可明其法，则将片柴从船头丢下与人齐到船尾，可准更数。每一更二点半约有一站，每站者计六十里。如遇风，船走潮水，去向潮头涨来，此系是逆流。柴片虽丢顺水流向，后来必聚，不可使作船走议论。古云先看风汛急慢，流水顺逆。不可不明其法。（注：《两种海道针经》，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页。）

比较《海国闻见录》与《顺风相送》中的更数描述，《海国闻见录》的一更约为水程六十里，而《顺风相送》的一又四分之一更为六十里，其一更仅为四十八里。其间差别是如何产生的，尚有待于研究。向达教授早已注意到各类针薄所记更数与实际不符的问题，特别考虑一更为60里这种说法的可靠性问题。（注：《两种海道针经》，第6页。）因此问题超出本文讨论范围，暂不进一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