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初明与帖木儿帝国的使节往来

14世纪后半叶蒙元帝国瓦解，以元顺帝退往漠北的蒙古残余势力后来形成北元；原元廷直辖地的大部分为明所有；元朝西北三藩中察合台汗国在14世纪40年代分为东西两部，其西部以阿姆河以北地区为中心，逐渐发展成帖木儿帝国，明代称撒马尔罕或哈烈；其东部仍由察合台的后裔占有，今称为东察合台汗国，明代称为别失八里或亦里八里；波斯伊利国被帖木儿吞并；领有钦察草原的钦察汗国败于帖木儿后势力衰落。因此可以说，在故元帝国的领土范围内，东亚的明王朝和西域的帖木儿帝国是最强大的国家。

明太祖之子明成祖即位于建文四年（1402），逝世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而帖木儿之子沙哈鲁（Shah Rukh）则于1406年（永乐六年）登基，略晚于明成祖，其在位时间则较明成祖长得多，逝于1447年（正统十二年）。两位国君共同在位时期，中国与波斯住来之密切，可与蒙元帝国时代相比。记载这一时期明朝与帖木儿帝国往来的文献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从永乐五年（1407）帖木儿之子哈里（Khalil）遣使虎歹达（Khudaidad）送傅安、郭骥等归国并向明政府通报其帖木儿去世，到永乐十九年（1421）末鲁安归国，双方的记载基本互可对证，有很高的可比性。故明成祖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

学者们对洪武年中明与帖木儿帝国的往来的注意力，集中于傅安和陈文德的出使。西班牙派往撒马耳罕会见帖木儿的使臣克拉维约的游记中提到，他在帖木儿帝国居留期间曾经遇见过明太祖的使臣。中外学者多相信这些中国使臣就是傅安。（注：《克拉维约东使记》，杨兆钧据奥玛·李查土耳其文译本所译之重译本，第127、128页。）这一时期两国的往来因超出本文讨论的时间上限，这里暂置不论。永乐中往来于两国的最著名的使臣是明朝的陈诚和沙哈鲁国王之子拜升豁儿（Baisunqur）王子派往北京的使节火者·盖耶速丁（Khwaja Ghiyas al-Din），他们都有记录存世。这些出使记和《明史·西域传》、《明一统志》、《皇明世法录》等资料，构成了研究明初与帖木儿帝国关系的重要文献，研究成祖朝明与帖木儿帝国关系的学者，多将讨论的中心置于此二位使节。

如检核我国和日本研究陈诚的论著，可发现早期的谢国桢的《西域番国志》跋（注：影印明抄《西域番国志》和《西域行程记》，《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日本学者满井隆行的《明代陈诚的西使》（注：载《山下先生还历纪念东洋史论文集》（1938）。）、神田喜一的《明的陈诚使西域记》（注：载《东洋学报》，参见王继光：《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等，所使用的主要汉文史料。而“文革”结束后我国学者的新作，如鲁深的《关于李暹及其西行》（注：载兰州大学《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薛宗正的《陈诚及其西域记行诗》（注：载《西域史论丛》第2辑，新疆人民出版社。）和王继光的《陈诚及其〈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研究》（注：载《中亚研究》第3辑，中华书局，1990年。）从使用史料看，范围虽有所扩大，但基本不出汉文文献。

如果跳出中国，审视一下近二十余年来西方学者有关明与帖木儿帝国关系的成果，可发现部分学者以研究波斯文献为主。除了火者·盖亦速丁的出使记以外，尚有其他波斯文史料记述明成祖朝与帖木儿帝国的关系。帖木儿朝学者阿卜都·剌札黑·撒马尔罕地（’Abdal-Razzaq Samarqandi）曾为沙哈鲁国王后裔作传记《两颗福星之升起》（Matla’al-Sa’adin），其中收有明与沙哈鲁国王往来的资料。法国学者迦特梅尔1843年曾将此书之一部分译为法文，英国的张伯斯（W.Chambers）也将其译为英文。但他们均未能融会中西史料。后来布莱特施耐德（E.Bretschneider）将张伯斯的英译收入其《中世纪研究》（Medieval Researches），但他未读波斯文原文，不知译文疏误之处及致误之由。受时代限制，20世纪初以前研究撒马尔罕地的学者，均未将其记载与汉文资料联系起来。1970年美国纽约哥伦大学汉学教授卡林顿·古德利奇（L.Carrington Goodrich）为前英属西北印度（今巴基斯坦）拉合尔迪亚勒·辛格学院（Dyal Singh College，Lahore）波斯语教授麦特列（K.M.Maitra）的火者·盖迹速丁的《游记》的英译（注：《一位波斯使节访问中国》（A Persi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an extract from Zubulatu’t Tawarikh of Hafiz Abru，tr.by K.M.Maitra in 1934）。）所写的引言（注：见何高济译：《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中华书局，1981年。）依然是这种研究风格。

而另一部分西方学者以汉文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如美国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 abi）的《明代出使内亚的两位使节》（注：“Two Ming Envoys to Inner Asia”，载《通报》，1976年。）和他的陈诚西使记的英译（注：“A Translation of Ch’en Ch’eng’s Hsi-yu Fan-kuo chih”，载《明代研究》（Ming Studies），1983年秋。），美国女学者菲里西娅·海科的文章《一位15世纪的中国使节在哈烈》。（注：Felicia J.Hecker，“A Fifteen-Century Chinese Diplomat in Herat”，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93年。）

本世纪初以后，渐有学者把汉学与伊朗学结合起来研究这一课题。法国蒙古史学家布洛晒（E.Blochet）在其《蒙古史导论》（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es Mongols）中将撒马尔罕地的有关记载的波斯文摘出，译为法文并加注释。在诠释时，他粗略地使用了一些《明史》中的记载，开明代汉—波斯文献比较研究之先河，但他搜求汉文文献的能力毕竟有限。

张星烺利用张伯斯的译文与《明史·哈烈传》作过对比研究。（注：《中国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第269—270页。）但因不通穆斯林语言，其研究有欠深度。北京大学已故邵循正教授阅读上述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后，感觉尚不满意。他翻检《明史》，注意到《哈烈传》中提到沙哈鲁与驻守撒马尔罕的侄子哈里关系不睦，数构兵。成祖为此派出一名都指挥白阿儿忻台携国书致沙哈鲁，劝他与哈里修好。收录在《哈烈传》的这份明成祖国书长不过107字，前无抬头，后无署名，显然是一个节录本。撒马尔罕地也收录了一封明朝皇帝致沙哈鲁国王的国书的波斯文本。两相对照，他发现这份明朝的波斯文诏敕，就是《明史·哈烈传》所收明成祖致沙哈鲁国王国书的波斯文译本。不过波斯文本译本篇幅更长，内容更多，当是全译本。邵先生的杰出论文《有明初叶与贴木儿帝国之关系》在汉文史料与波斯文献比较方面极为成功，指示了开拓这方面研究的新途径，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