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歌》到罗累莱：艳情诗之西方篇（第4/5页）

这是当时一部名为《新淫荡女》的喜剧中的一段台词，这些淫词艳语据说是“模仿高乃依的写作风格”。

那时，女性诗人也敢于描写自己的情欲了。露易丝·拉贝（Louise Labe）被认为是第一位敢于“在自己的十四行诗中大胆宣示自己情欲的女诗人”，在她1555年出版的选集中，她这样描述自己在男欢女爱的过程中的感受：

如果我手臂紧紧粘贴着他，像环绕着树干的长春藤，死神降临，因忌妒我的愉悦。当他亲吻我，我灵魂逃向他双唇，我快活得欲仙欲死。

毕竟是女诗人，文字上总归比上面那些男性文人的干净些。

拉贝歌咏的是男女之爱，但女诗人描绘女同性恋欢爱中的感受，也不应该排除在本文的视野之外——不过要请读者原谅的是，我一下子跳过了400年。下面是“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女诗人乔伊斯·蒙丝（Joyce Mansour）1954年出版的诗集《呐喊》（Cris）中的一段：

让我胸膛挑起你欲火，我要你抓狂，我要看你双眼呆滞，你的双颊苍白凹陷，我要你身躯荡漾，愿你在我大腿间爆发。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发现，这一节中法文作品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在亚历山德里安看来，“在情色文学的领域中，只有意大利和法国两国具有绝对的原创力”，欧洲的其他各国，包括英国、德国，乃至荷兰，相对而言都是不足道的，因为他们的情色文学或者出现较晚，或者长期处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影响之下。

不过要谈西方的艳情诗，莎士比亚似乎无论如何总不应该略过。莎士比亚有一部《十四行诗集》（The Sonnets），内有十四行诗150余首，多是送给情人的——但那情人是谁，甚至是男是女，都有种种争议。不过这些十四行诗又太“干净”了，它们已经算不上艳情诗了。

拜伦和海涅的艳情诗

在艳情诗的历史上，从来不会缺少大文豪们的名字，这一点中国和西方完全一样。其原因或许正如亚历山德里安所说：“在西方，情色文学与艺术作品长期以来一向是少数有权有势的精英分子据为己有、自得其乐的奇珍异品，一般老百姓根本缺乏一窥情色艺术堂奥的管道。”在中国，色情歌谣可以和胡适、鲁迅、顾颉刚、周作人、刘半农等大人物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西方，大文豪们在艳情诗的创作、鉴赏和传播方面也不会缺席。

首先会想到的是拜伦（G. G. Byron）。

我30年前读拜伦的长诗《唐璜》（Don Juan），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这一节，写情窦初开的唐璜和邻家少妇朱丽亚之间的情愫：

可是朱丽亚的冷淡也是和善的，她的发颤的纤手，从他的手中温柔地缩开，但是留在后面的，是令人心惊的轻轻的一压，那么温和而飘忽，那么十分地飘忽，对于心灵只是一个捉摸不定；但魔术师的魔杖，以亚弥达的全部法术，也做不出像这样轻轻的一触在璜心上留下的变化。

细腻之至，同时也香艳之至，完全可以达到本文开头所说的“干干净净、华丽唯美”的境界了。

拜伦出身苏格兰贵族，10岁那年袭爵为拜伦勋爵（六世），他情窦早开，15岁时就钟情于邻居玛丽·查沃斯小姐，虽然她后来嫁给了别人，拜伦却长期不能忘情于她，为她写了一些诗，甚至在13年后写到与这段恋情有关的“梦”时，拜伦还“泪如泉涌”。这位查沃斯小姐，当然会让人联想到《唐璜》中邻家少妇朱丽亚的形象。上面那节诗中的唐璜此时16岁，邻家少妇朱丽亚23岁。

一位医学史专家曾告诉我，历史上的革命者，通常具有如下特征：激进的、左倾的、忧郁的、内向的、多愁善感的、愤世嫉俗的、勇于冒险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他们最容易患的疾病是肺结核；最后，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他们通常是性欲高亢的——这正是肺结核带来的症状之一。而他们心目中的革命对象，当然也包括传统的性观念和性道德。

参照这位医生朋友的标准，拜伦长诗《唐璜》中的唐璜，就是一个这样的革命者；而拜伦笔下的唐璜，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拜伦自己。唐璜原是传说中人物，风流好色是他的特征，故在西语中“唐璜”一词，大抵相当于中国人所说的“登徒子”，是“好色之徒”的同义语（不过没有什么贬义）。

《唐璜》被认为是拜伦诗歌创作的顶峰。但拜伦别的艳情诗也颇有可观，比如那首《雅典的少女》：

雅典的少女呵，在我们分别前，把我的心，把我的心交还！

我要凭那无拘无束的卷发，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着它；我要凭那墨玉镶边的眼睛，睫毛直吻着你额上的嫣红。

还有我久欲一尝的红唇，还有那轻盈紧束的腰身……

虽然我向着伊斯坦堡飞奔，雅典却抓住我的心和灵魂：我能够不爱你吗？不会的！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

拜伦当年，因《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举成名，作为一位贵族青年才俊，在社交场中广受欢迎，他也就风流放诞，尽情享受着“逢场作戏的爱情”。此后他浪迹天涯，也是到处留情，不失上面那位医学史专家所说的革命者本色。

接下来就应该谈到海涅（Heinrich Heine）了。

海涅和拜伦，都是以前社会主义阵营能够接受的西方诗人，其实他们在艳情诗的创作方面，一点也不比其他“腐朽的”西方诗人落后。比如海涅《陌路美人》中的段落：

在杜勒利公园里，在栗树的树荫下，我每天总要遇到，一位金发的美人。

没有人能告知我她的芳名，向一切友人打听询问，总是枉然！我差不多害了相思病。

今天我才打听出她的芳名，她叫罗勒，就像那位普罗旺斯的美女，那位大诗人的爱人。

她叫罗勒！我想入非非，就像从前的彼特拉克，赞美过那位丽人一样。

再看海涅《抒情插曲》中的段落：

他的爱人就在这时候姗姗而来……她的丰姿艳色宛如一朵蔷薇，她的披纱是纯粹的金银珠宝，金色的秀发在她的娇躯周围飘舞，她那盈盈秋波充满无限娇娆，他们两人于是紧紧地互相拥抱。

可爱的亲密女子！你要亲密地将我拥抱，用你的两臂、两腿，和你柔软的娇躯将我缠绕。

蛇中最美丽的蛇，已经强力地抱住、缠住，而且盘住了最幸福的拉奥孔。

活用了拉奥孔被蛇缠死的典故，当然是暗示他在和这女子交欢时快活得欲仙欲死的感觉。诗意虽然很香艳，但字面不失典雅，这就是“用典”所产生的奇妙效果。

最后由海涅我忽发奇想，打算用一位当代中国学者仿作的西方艳情诗作为本文的结尾。这位中国学者名叫张宽，他仿作的是《小罗累莱谣曲》。这是模仿德国文学中的“谣曲”形式，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听说“某北大西语系出身的川籍才女最后竟与一教士结婚，感叹之余”而作。他对此自我批评说“虽然摹拟德国浪漫派风格惟妙惟肖，实际上是太多了花哨、孟浪和刻薄”，但我一见就喜欢得爱不释手。下面是起首的几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