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发微 敦煌写卷P2539之专题研究（第3/4页）
P2539在描述怨女旷夫偷情的那段中，设想一男子深夜潜入人家闺房，对睡眠中的妇女实行非礼。当女子惊觉后，按今天人们的估计，她们似乎不外是呼救、反抗或怒斥该男子；但是令人惊异，在白行简笔下，她们的反应却是这样：
未嫁者失声如惊起，已嫁者佯睡而不妨；有婿者诈嗔而受敌，不同者违拒而改常；或有得便而不绝，或有因此而受殃。
由于P2539是游戏笔墨，其中描述有多大程度的现实性，看起来值得怀疑。但退一步来说，即令我们站在最保守的立场上，假定这一段纯出白行简凭空杜撰，并无任何现实生活基础，这段描述仍有重要意义：白行简敢于杜撰出如此大违礼教的情景，以之“迎笑于一时”，而不担心会招来抨击，这至少说明那时确有一部分士大夫的性观念坦荡到如斯地步。更何况，这一段还未必是百分之百的杜撰。
就反映唐人性观念与性心理之坦荡而言，P2539堪称与《游仙窟》异曲同工。(27)这两篇罕见的奇文都出现于唐代，也不应视为偶然。考虑到时间的过滤作用，此类篇什得以传世者自然很少，遂使该两文成为考察唐代文化不可多得之珍贵史料。
P2539所反映的坦荡性观念，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如将其置于中国人性观念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下来看，其中颇有去古未远之处在中国，“阴阳天人感应观”源远流长，这种观念认为：阴（地、女性等）与阳（天、男性等）要相互交合方好，方是事物的生机。因而在古代中国人眼中，男女两性的交合，实为一种充满神圣意味的佳景，一件值得崇敬讴歌的美事。上古陶器上形形色色的性象征图案，(28)《易·糸辞》下所谓：“天地绸组，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彖·归妹》所谓：“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孟子·万章》上所谓：“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乃至《神仙传·彭祖》所谓：“天地得交接之道，故无终竟之限；人失交接之道，故有伤残之期”，(29)一以贯之，都是此种观念的表现。白行简也是在此种观念的强烈影响之下创作P2539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之名本身就明确反映了这一点。他又在自序中重复了与前人相似的说法：
天地交接而覆载均，男女交接而阴阳顺，(30)故仲尼称婚嫁之大，诗人著《螽斯》之篇者，本寻根不离此也。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P2539之用优美华丽的文辞反复描述，歌咏男女欢合，只是古老传统在唐代的一次新的文学实践而已。
据现有史料，自P2539之后，色情文学经历了很长一段几乎空白的时期，直至明朝中叶方才勃然兴盛。在此期间，虽曾出现秦醇的《赵飞燕别传》、托名韩偓的《迷楼记》等作品，但都只能与前述《赵飞燕外传》等属同类程度，尚不足与明清色情文学作品比肩。
现存明清色情文学作品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将色情描写作为“调味品”，以求取悦于某些读者，从而增加作品受欢迎的程度，如长篇小说《禅真逸史》《禅真后史》《隋炀帝艳史》等，“三言”、“二拍”中的一些故事也属此类。这类作品的主题不是性爱。另一类则专以性爱为主题，如《肉蒲团》《弁而钗》《如意君传》等。此两类作品虽都常有不堪入目之处，但后一类作品与P2539所体现的上古传统之间，仍有某种若断若续的精神联系。
正常的性爱与病态的色情之间，毕竟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健康自然”或可作为此种区别的判据之一。例如，在古代中国色情文学中，媚药（以及淫器）是经常出现的重要内容之一，常借此渲染病态、疯狂的纵欲场景。(31)又如，以欣赏少女初次交合时疼痛为特征的，近乎性虐待狂（sadism）的变态心理，也是古代中国色情文学中常见的描写。(32)但是在P2539中，这两类内容都丝毫未曾涉及。P2539中实写的性爱场景基本上不失健康自然、欢乐明快，至少从性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如此。而对帝王男宠之类则仅是虚写。
另一方面，有一个后世色情文学中百用不厌的手法，在P2539中已见应用，即所谓“劝百讽一”。在尽情渲染色情场景及情态的前后，往往引入“万恶淫为首”之类的道德说教作为点缀，以示作者写作动机之纯正无邪。(33)在P2539中已可见到这一手法的表现。作者在第(6)段中描述帝王的后宫生活，先以华美的辞藻和欣赏的笔触渲染：
于是阉童严街，女奴进膳；昭仪起歌，婕妤侍宴。成贵妃于梦龙，幸皇后于飞燕。
然乃启鸾帐而选银环，登龙媒而御花颜。慢眼星转，著眉月弯。侍女前扶后助，娇客左倚右攀。献素而宛宛，(34)内玉茎而闲闲。三刺两抽，纵武皇之情欲；上迎下接，散天子之髡鬟。乘羊车于宫里，插竹枝于户前。
这里没有任何批判的情绪，相反却充满艳羡和激赏。但末了笔锋对于皇帝后宫太众作了一两句批评：
今则南内西宫，三千其数，逞容者俱来，争宠者相妒，矧夫万人之躯，奉此一人之故？
“劝百讽一”之法，与赋这一文学形式有着特殊关系。昔日汉赋中的煌煌巨制，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等，侈陈天子、诸侯游猎之规模盛大、壮丽豪华，最后留下不足百分之十的篇幅，归结到戒奢务俭、修明政治之类的结论上去，就是“劝百讽一”的标准模式。白行简既用赋体，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传统。甚至可以猜测：《大乐赋》在其末尾也可能用少量篇幅谈一些节欲或礼教的话头。至于“劝百讽一”之法本身，也未必纯属虚伪或仅为避免道德批判的障眼法。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应该有其地位和道理。但此事显然已越出本文所定范围，兹不深论。
原载《汉学研究》（台湾）9卷1期（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