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公元前500年～公元200年的亚洲（第2/4页）

由于骑兵战术的重大发展，中亚的文明国家才能变得普遍稳定。公元前100年前，帕提亚人发现，通过用苜蓿特别是种植后收割的苜蓿，喂养马匹，他们能够喂养出比以前所知的瘦弱的草原马匹更高大、强壮和漂亮的马匹。这种马匹能够负载更沉重的武器装备。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和马匹能够使草原轻骑兵的箭矢失去杀伤力。事实上，一群这样的重装骑兵能够以箭还箭，当草原骑兵箭囊中的箭矢用光了时，重装骑兵就能把他们赶出战场，并在他们的撤退途中发动袭击。但是，瘦小的马匹很少能够承载全副武装的骑兵。结果，文明社会的重装骑兵与草原游牧民族轻骑兵之间陷入僵持状态。任何一方都无法在对方的环境中占据优势。高大马匹在荒凉草原上无法获得充足的营养，而在农耕地区，没有武装的游牧民族再也不能与新式重装骑兵相抗衡。

能够供养大型马的农耕地区因此具有了抵御游牧骑兵的可能性——当种植苜蓿所需要的灌溉农田缺少时，它们能够食用干草和谷物。但成本是高昂的，因为马匹和武器装备都很昂贵，更别提还需要有效使用这些装备和训练有素的职业作战人员。另一个困难是，为了让个别战斗人员集中足够的收入，购买和维持这些昂贵的装备，地方的惯例经常被改变。通常这意味着一个村庄甚至几个村庄臣服于一名强大的武士。但是当真正可怕的武士阶层在乡村形成时，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的意志不能贯彻执行，除非能够取得这个军事阶层的同意。因为君主、农民和城市居民都有后悔这种转变的原因，农耕社会没有迅速接受这种新式重装骑兵战术，除了经常容易遭受来自草原，即伊朗和中亚骑兵劫掠的地区外。

但是，抵御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屏障使得农耕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在建立有组织的贸易路线方面进行合作，这条贸易路线连接中国和罗马，由专职官员管理，正式警察力量维持秩序，向过境的骆驼商队征收沉重关税。中国丝绸沿着这条“丝绸之路”向西运输到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而返程时运回各种商品——金属、玻璃和大量钱币。

几乎与此同时，经营红海贸易的希腊语船长们发现了如何利用印度洋季风从亚丁海峡一直到达印度南部。不久，同样的航线就被开辟到孟加拉湾，把印度东部与马来亚连接起来了。经过卡拉地峡的快捷陆上运输线使航海者与航行于东南亚沿岸的中国船只联系起来。因此，一条海路也终于在基督时代前不久把罗马与中国联系起来了，只有通过马来亚地峡的陆上通道才能打断它们的联系。

数以百计也许数以千计的人依靠这些商路谋生：牵骆驼者、水手、商队保镖、商人、码头工人以及其他普通人。他们很少在文字记录中留下多少踪迹。但是我们也许相信，篝火旁和港口小旅馆中的交谈传播着已知世界亚洲各地集市的信息和谣言，从叙利亚到中国，从印度南部到咸海。

艺术的发展

旧大陆四大文明都没有因为中国、印度、中东之间的联系和旅行的增加而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已经看到希腊生活方式如何渗透到中东社会上层，与欧洲蛮族文化发生联系，使地中海欧洲各地进入文明社会，并给正在形成的基督教打上独特的烙印。但是与旧大陆其他文明的联系，只为希腊—罗马绅士的生活增添了奢华的丝绸服装而已。

其他地方也大抵如此。例如，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因为与其他文明世界的联系而发生重大的改变。像罗马贵族一样，深受儒家学术熏陶的学者和官员并不受下层商人愚蠢可笑的观念影响。对罗马贵族来说，一种像基督教那样的新宗教迷信不可能动摇对奥林匹亚众神的信仰。虽然我们对印度上层婆罗门的生活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也被认为对码头装卸工、骆驼商队的道听途说和各种故事都不感兴趣，码头和商队是希腊、印度和中东文明交流的沃土。

换句话说，旧大陆已经形成的文明继续按照各自以前的方式发展。在中国，从孔子去世（公元前479年）到秦始皇最后的征服战争（公元前221年）岁月是特别丰富多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兴起，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和道家发生辩论，但是汉朝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和平局面后，这些竞争的学术流派或者衰落了，或者被吸收进儒家学说。这个吸收过程也把许多被孔子忽视的东西带进了后代儒家的传统学术之中。通常的过程是把所有新观念当作儒家的寓言或颠倒顺序的文字，以儒家经典解读它们，只有学识渊博、富有天分的学者，才能领会这些寓言和颠倒顺序的文字所隐藏的真理，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破解其中的全部奥秘。就像后人对待基督教《圣经》一样，许多新思想就以这种方法被毫不费力地吸收进儒家体系之中。

由于把历史学开始当作独特的文学创作形式，中国学术进一步提高了水平。伟大的先驱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他编纂了多卷本史学著作，记录他所知道的所有历史，从盘古开天地到他生活的时代。他围绕下列观念编写中国历史：每个王朝都开始于一个秉承“上天”旨意的特别有德性的统治者，接着，最初的德性逐渐消失，直到“上天”失去耐心，从昏庸的末代统治者手中收回“天命”。他按照这种计划，把中国历史的史料进行了令人信服的编纂，以至于它成为后世中国历史著作的标准。

我们对印度文学和知识发展情况了解更少。祭祀技巧的联系、宫廷的优雅、在笈多王朝（约公元320年～535年）得到经典表现的禁欲戒律等，都被认为正在走向成熟；但是当所有日期都不能确定时，最好的办法似乎是在后面有关章节中讨论印度的思想和文学。

伊朗地区的历史仍然令人着急地模糊不清。塞琉古王国被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帕提亚主人取代（公元前171年），但这似乎没有产生任何剧烈的文化后果，至少最初是这样。像塞琉古王国的君主一样，帕提亚君主主要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希腊化城市征税，因此，他们相应地普遍倾向希腊文化的世界观。但是，在乡村，琐罗亚斯德教幸存下来了，一种更纯洁的伊朗生活方式保留着。随着萨珊王朝或新波斯帝国在公元226年的建立，这在政治上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艺术对新视觉经验的反应远比文学对与其他学术传统交流的反应敏感得多。这是因为在陌生人和局外人能对艺术作品做出反应的情况下，它的移植才是必要的。相反，对没有想象力的人来说，用文字表达的文化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与希腊雕塑的接触，刺激印度艺术家在很短时期里就完善了他们独特的雕刻风格，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已知印度最早的雕塑来自阿育王时期。不到两个世纪，一种丰富多彩的成熟风格就发展起来了，桑奇（Sanchi）大佛塔的精美雕刻就是充分的证明。艺术史家还在争论印度艺术家究竟借鉴了多少希腊雕刻艺术的问题。但是印度雕刻总体上的自然主义特点，自由地利用地中海装饰风格，印度石匠肯定见识过大量希腊雕塑作品（至少低价从亚历山大里亚进口的仿制品）的机会，都揭示了这两种雕刻传统之间的真实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