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公元前500年～公元200年的亚洲（第3/4页）

兴都库什山两侧兴起了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利用希腊艺术形式塑造佛教的菩萨。佛教僧侣把这种艺术传播到中亚，并于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当这种艺术风格向东传播时，希腊习俗被误解了。精神也变质了：最初作为阿波罗形象的自然主义雕刻结果变成了唤起人们向往来世的风格。希腊—佛教艺术只在汉朝灭亡以后（公元220年）才对中国产生真正的影响，它深深地扎根于早期中国艺术，并使它发生重大的变化。正是用这种间接的方法，我们才能真正地观察希腊艺术风格在亚洲的传播，并随着它们的变化而改变其含义和象征意义。

新的世界性宗教

然而，艺术风格的传播不是旧大陆彼此孤立的各个文明开始经常发生联系之后最重要的文化后果。相反，在那些不同文化的人相遇、在集市上打趣的地区，漂泊不定的漫游者和灵魂无归宿者建立了自己的社区，他们通过一种非常重要、能够始终吸引后世成千上万人的宗教革新，努力使这个严酷的世界变得宽容。

三种宗教被证明是特别能吸引信徒的。第一种在印度南部，第二种在印度西北部，第三种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希腊语地区。当然，基督教是东地中海城市说希腊语人口的伟大宗教创造。几乎与此同时，一种被改革了的印度教兴起于印度南部，而大乘佛教在印度西北部也在发生着变化。这三个地区都是活跃的长途贸易中心，拥有新兴的大城市，四处漂泊的人聚集在这些大城市里。这三个地区也都是几种不同的旧宗教文化传统相互交融的场所，这刺激了个别敏感的人按照新的理想、神秘的经历、精细的仪式和逻辑，重新组织宗教信仰。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了一些关于基督教的起源、犹太教与为新宗教提供早期背景的希腊传统的融合。

在印度南部，印度教在公元1世纪取得了更明确的形式，在那个环境里，雅利安人的、达罗毗荼人的、希腊—罗马人的影响相互交织。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因为没有任何先知或传道者故意或有意地改变印度的传统宗教信仰。相反，在整个宗教仪式的创立过程中，与印度各种姓崇拜的许多神祇有关的神话开始围绕两个敌对但又相互补充的神——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统一起来。它们的崇拜者相信，每个神都根据不同人的理解和感受，选择不同的形象显示于人类面前。所以，几乎所有原始宗教或地方特色的崇拜仪式，都能够轻易地附属于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崇拜仪式之中，因为实际上吸引崇拜者的每个地方神都被神的有效化身实例所显示出来。

但是这种教义把一种新秩序和体系引入了印度教，因为当地方性崇拜仪式被等同于对印度教两个最高神祇之一的崇拜仪式时，崇拜者就能开始分享一个神的更复杂的服务，此前他们只知道该神的某种特殊外观。

新印度教的真正重要特点是：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的崇拜者相信，这些神祇都是救世主，能够而且随时准备把他们从现实生活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把他们提升到极乐、完美世界的层次。

轮回仍然是核心教义。天真的人相信，虔诚的行为、为神提供的祭品将保证来生投胎为更高级的种姓。另一方面，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宣称，在《奥义书》的帮助下，宗教活动的最高目标仍然是在最高境界中毁灭自我，即使湿婆神和毗湿奴神在这个最高境界中也只是一种表象。因此，通过把形而上与庸俗的迷信结合起来，印度教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自己所需要的某些教义。这种结合所产生的力量非常强大，最终在佛教诞生的土地上取代了佛教。

但是，在这种命运突然降临佛教徒之前，佛教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主要出现在印度西北部，因为印度人、希腊人、波斯人和草原游牧民族在那里相遇并融合。这个宗教的发展可能发生在贵霜帝国盘踞印度西北部边境时期（公元前1世纪～公元2世纪）。贵霜帝国最伟大的君主迦腻色迦在后世佛教传统中以赞助新宗教的一些最重要神学先驱而著称。此外，根本的改进是对神圣但人格化的、被称为“菩萨”的救世主的信仰。一个菩萨就是一个神灵，虽然它达到了涅槃的神圣境界，但是它拒绝了这种特权，以便帮助其他人得救。与此同时，这些救世主居住在通过祈祷和其他乞求就能达到的天外精神世界里，通过一种精神支持来帮助苦苦挣扎的人类。

这些观念的倡导者称他们的教义为“马赫雅纳”（大乘佛教），意思是“大道”或“大车”，因而区别于“希纳雅纳”（小乘佛教），或“小道”。这种发展必然使佛教远离其创立者（可能）宣扬过的超自然悲观主义和自我解脱理想。相反，通过适当的祈祷和仪式上的祭品，崇拜者希望变成菩萨本身（虽然也许只有无数祭品之后），来世过上与基督教许诺没有什么不同的天国生活。

也许基督教、大乘佛教、新印度教之间的相似性应该归因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我们可能认为，置身于西亚大型商业和行政中心的人们常常远离家乡，混迹于陌生人中，因此，欢迎得救的美好前景。基督教、大乘佛教和印度教——更别提其他影响较小的宗教，如密特拉教、伊西斯崇拜、西布莉女神（Cybele，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与希腊女神Rhea等同）崇拜和其他宗教——赋予各种背景的人以勇气，使他们能够面对绝望和艰难，因为这些宗教信仰都提供了来世的希望，现实的不公正都将在来世被荣耀地、永恒地予以纠正。此外，这些宗教都独立于任何特定的地区或共同体。像后放逐时代的犹太教一样，只要哪个地方聚集了少数忠实信徒，那么这个地方就会爆发出被救赎的强烈愿望。由于缺少那种极乐，所以宗教共同体的日常祭拜仪式就为苦难和孤独者提供了有效的慰藉。因此，除了犹太教之外，这些宗教都与城市生活相协调，像此前的宗教一样。由于文明社会不可避免的不公和苦难，所以这些宗教很可能使文明更容易长期幸存。

疾病与帝国

旧大陆各地之间联系加强的另一个后果则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商品、宗教思想和技术不是从一个共同体向另一个共同体传播的唯一内容。致病细菌也可以传播，随着联系的增加，原先局限于欧亚大陆和非洲某些地区的传染病开始传播到新地区。在以前没有感染过这种疾病的人口中，致病细菌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死亡率。来自中国和罗马的历史文献都表明，公元1、2世纪，它们都遭到一系列鼠疫的打击。罗马帝国许多地区的确开始出现人口下降，从公元200年起，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人力缺乏变成罗马帝国当局经常面临的难题。因此，整个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部分地区更紧密联系引起的瘟疫，也许是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不是一种荒诞的看法。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残忍的蛮族攻击和国内社会紧张局面显然也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