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 （1000～1500年）（第2/5页）
奥斯曼帝国
在突厥新一轮入侵形成的国家中，奥斯曼帝国是最持久和最重要的。它最初是小亚细亚西北边境的一个小公国。穆斯林世界各地的突厥武士争相为奥斯曼苏丹服役，因为他侵袭基督教领土的活动使宗教价值与英雄式的暴力活动统一起来了，在穆斯林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实现这一点。在这些情况下，领土扩张非常迅速，特别是1354年后，突厥人越过海峡首次在欧洲建立了永久性据点。现在苏丹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取得亲信的忠诚和服从，这些亲信被指派在被征服的封建土地上担任职务。奥斯曼统治者通过把王室奴仆扩充为常备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组建了著名的“坚尼萨利”（Janissary，意思是“新军”）。它的全体官兵在法律上都被划为奴隶。这些经过特别训练和选拔出来的成员就这样被国王派遣到各省担任总督，当国王征调地方上的穆斯林地主和武士作战时，他们就负责指挥这些地方武装。由于这些特别的奴隶指挥官得到新军和苏丹的支持，所以他们的命令通常都得到执行。奥斯曼国家因而拥有一支高效的常备军，同时还拥有由突厥武士组成的服从命令的封建军队。
苏丹的奴隶家族成员达到数千人。首先，战俘提供了大多数人力需求，通过从商业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奴隶作为补充。但是这种征兵方法常显得不足。因此，突厥苏丹依靠从遥远的巴尔干乡村招募粗鲁的士兵。因此，出身于塞尔维亚、希腊，或巴尔干半岛西部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乡村农民，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人员。
没有其他任何穆斯林国家建立了如此突出而高效的内部组织机构，也没有任何一个穆斯林国家像奥斯曼帝国那样将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将稍微详细地考察各大文明地区对突厥和/或蒙古统治做出的回应。
伊斯兰教——苏菲派运动
早在蒙古人攻占巴格达（1258年）、结束哈里发的统治并声称所有穆斯林都处于蒙古统治下之前很久，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就已经成了突厥雇佣兵将领的傀儡。在这种情况下，古典伊斯兰教所依赖的原则和诺言已经失去了可行性。如果残忍的欺骗和不虔信者在权力宝座上厚颜无耻地炫耀自己，那么按照真主向穆罕默德及其同伴揭示的意志和命令创建一个社会的全部努力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吗？私人部分仍然保留着，神圣律法的学者像以前一样，继续按照他们细心搜罗和研究的先例，就不同的事情给予建议，指导人们的行为。但是所有这些努力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因为神圣律法再也不能通过想象而延伸到使政治混乱合法化，而穆斯林世界几乎到处都存在这种政治混乱。
这种逻辑上的缺陷和越来越枯燥的追求圣洁方法不能维持曾经鼓舞最初几个世纪穆斯林的真正宗教信仰狂热。相反，追求圣洁的人越来越陷入神秘主义。各种圣人——或者如他们称之为“苏菲”——培养了真主被美化的想象。他们坚守各种不同的纪律。信徒们聚集在一个全面圣洁的人周围，有时发现一个可能消失了几个世纪、传遍穆斯林世界的苦修僧团。在其他情况下，这种联谊会再次解散，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但是模糊的组织形式并不能模糊对真主的想象，当成千上万人亲身经历过这种想象时，它给予苏菲派运动一种感情力量和“官方的”伊斯兰教已经失去的活力。
当第一步是尊敬并效仿苏菲派亲密地与真主走在一起的圣人时，皈依伊斯兰教就变得相对容易。在变成穆斯林之前，人们再也不需要接受烦琐的法典，私人生活也不会发生什么急剧的改变。相反，按照神圣律法重新安排私人生活是苏菲派神秘主义者首先引入穆斯林中的。小亚细亚被成功变成穆斯林地区，地理范围广泛得多的草原西部和中部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派大量渗入印度，东非和西非的大部分地区被并入穆斯林世界，几乎所有留在叙利亚和埃及内陆地区的基督徒都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些都是由于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传播穆罕默德教义的新动力。
伊斯兰教以前是一种城市宗教。的确，神圣律法的一些仪式在孤立的乡村无法执行。但是当尊敬“圣徒”、在他们的墓前表示敬意、作为观众参加使人着迷的苦修仪式等变成走向穆斯林团体成员的第一步时，那么头脑简单的乡村大众也能与城市老于世故的人分享宗教信仰。换句话说，作为印度教长期特色的宗教活动和见解的等级划分和千变万化渗透到伊斯兰教中了。的确，中东的神秘主义保留了印度起源的痕迹，也许可以把苏菲派道路的胜利描绘为伊斯兰教的印度化。
苏菲派引起伊斯兰教高级文化结构内部发生重大变化。它最大的成功，是把早期伊斯兰教的绅士和宫廷理想作为肉欲之爱的对立面极其微妙地结合起来了。波斯语诗歌变成这种半宗教、半世俗感觉的最高载体。三名伟大的诗人是：苏菲派的重要创立者鲁米（Rumi，卒于1273年）；萨迪（Sadi，卒于1291年）；和哈菲兹（Hafiz，卒于1390年）。他们与一些知识不太渊博的人一起，创立了一种诗歌体裁，很快就变成所有培育穆斯林教养的教育中的一部分。波斯语因此取代阿拉伯语成为穆斯林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诗歌语言。但是阿拉伯语保留了宗教事务方面的最高权威，而突厥语只用于战争和行政管理事务。
在知识领域，苏菲派的影响就不太愉快，虽然也很大。自称在宗教幻觉中见到真主的人对仅仅依靠人类推理不太感兴趣。国王和成功的将领仍然需要医生和占星家的服务，因此，这些职业继续繁荣。随着伊本·西拿（阿维森纳，卒于1037年）撰写了被广泛引用的医学著作《医典》，比鲁尼（al-Biruni，卒于1048年）精心收集整理印度、希腊和穆斯林思想，以便掌握所有的知识，文化系统化的工作就开始了。也许把知识系统化的人太成功了。究竟还有没有任何医学博士像伊本·西拿那样曾经研究过如此综合的专业手册？或者，也许通过将注意力集中于神秘主义对现实的渗透，苏菲派学者剥夺了感觉敏锐的人进一步探究外界科学的任何注意力。无论如何，穆斯林科学在大约1200年之后凋零了。
厌恶和怀疑理性的态度在阿尔伽扎里（al-Ghazali，卒于1111年）身上找到了系统的发言人，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证明通过人类理性认识神学真理的不可能性。正如其名称所表示的，他的《哲学的毁灭》否定逻辑学是通往真理的工具。但是神秘主义者不能完全脱离谈论和撰写他们的超理性体验。从这种讨论中，对带有许多理性的、神学—哲学体系特点的神秘主义实体的阶段和性质的复杂分析出现了。1200年后这种苏菲派学术变成僵化的固定形式，正如350年前伊斯兰教的神圣律法已经发生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