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突厥和蒙古征服的影响 （1000～1500年）（第4/5页）

东正教世界将小亚细亚和南俄丢失给突厥入侵者的事实前文已经提到（见第218页）。这种兵分两路的进攻与西欧发起的类似双重进攻同时发生。意大利商人从海上来；诺曼武士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到1071年）和西西里（到1091年），然后渡过亚得里亚海，从陆地向君士坦丁堡进攻。通过把强大的“法兰克人”引向“圣地”，削弱了威胁拜占庭的强敌突厥人的力量，拜占庭的外交政策就这样化解了来自西方的第一次进攻。其结果是1096～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后来，希腊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高潮于1204年到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实际上攻占了君士坦丁堡，并建立了一个短命的利凡特拉丁帝国。

在东正教徒看来，穆斯林突厥人比拉丁基督徒更好些。在损害东正教永恒真理的情况下，拉丁人还强迫东正教徒接受他们的基督教教义。相反，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穆斯林随时允许基督徒继续举行他们习惯的宗教仪式。此外，教会的神学家正式把伊斯兰教列为基督教的异端，因此，从神学上看，穆斯林的错误真的不比拉丁教会的分裂更糟糕。此外，奥斯曼突厥人第一次出现于巴尔干半岛时，与先前的基督教徒比，他们的税赋的确不太沉重。的确，突厥人遵守“神圣”法律，给予基督教臣民更大的地方自治，这是他们不可能在任何基督教统治者统治下都可以享受到的。因此，如果必须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时，东正教徒每次都偏向于选择突厥穆斯林，而反对拉丁基督徒。当1453年君士坦丁堡落入突厥人之手时，他们的选择才告结束。几乎相同的因素也适用于更北边的俄罗斯森林地区，那里的统治者，如亚历山大·内维斯基（卒于1263年）就英勇地抵抗了拉丁人的征服，但后来却服服帖帖地臣服于蒙古人。

但是在屈服于奥斯曼突厥人之前，希腊基督徒进行了相当有活力的希腊文化复兴活动。对古典希腊和异教罗马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大约公元1000年后，拜占庭艺术家和文学家开始空前地珍视异教文化历史的成就。由古代希腊人创立的古典模型艺术复制品和以各种方式创作的文学作品都被仔细地再现出来，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皇帝阿历克斯（1081～1118年在位）的女儿安娜·康妮娜用韵文撰写的历史著作《阿历克谢》（lexiad）就是这种努力的最杰出成果之一。非常不同的是，边疆地区粗犷的叙述抗击穆斯林战争英雄的事迹的民谣，为史诗《第根尼斯之歌》（Digenes Akritas）提供了素材，第根尼斯的英勇精神比拜占庭上层阶级有些矫揉造作的学术更强烈地迎合了现代人的胃口。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突厥人突然扼杀了拜占庭的各种世俗文学；但是希腊文化复兴的余音在意大利还能听到，为大约两个世纪后、更富有成果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提供了重要刺激。

在宗教（基督教会）方面，突厥人在欧洲立足后，希腊东正教会内部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一个神秘幻觉的修士派，西塞切斯特（Hesychasts）推翻了以前控制牧首和教会其他高级职位的“政客”。从此，主教和其他高级教职人员就主要来自修道院，这是拉丁基督教会没有效仿的做法。当突厥人控制巴尔干大部分内陆地区时，修士派的胜利——受到亲眼见到上帝的鼓舞——把大众的、感情的力量注入了东正教团体。因此，在小亚细亚已经非常普遍发生的、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地区也已经开始发生的皈依伊斯兰教活动几乎突然结束了，这确保了巴尔干大多数地区的基督教得以幸存。

在蒙古人统治期间（1240～1480年），东正教的北部分支，即神圣的俄罗斯出现了缓慢但非常明显的发展。农业已经从人口最初聚集的河流两岸蔓延到森林地区。许多土地逐渐被开垦成农田。这就使人口相对众多但极端贫穷的小农阶层得以形成，尽管土地贫瘠，气候恶劣。

从政治上看，蒙古人满足于包税制，首先由中亚商人集体承包，后来由俄罗斯当地的王公，其中莫斯科大公变成了总包税人。作为严苛但距离遥远的主子的代理人，莫斯科大公建立了征税管理机构。其结果是1480年，当伊凡三世宣布废除蒙古的最高宗主权时，他已经控制了一套现成的行政机构。莫斯科从此变成了唯一的独立的东正教大国。俄罗斯教会人员很快发展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观念，继承君士坦丁堡，而君士坦丁堡则是继承了台伯河畔的第一罗马，因为只有在俄罗斯，东正教保持了纯洁而不受玷污。从此以后，在俄罗斯公共生活中，俄罗斯是唯一被选择出来完成捍卫世界上真正宗教信仰特殊使命的观念就从未停止发挥作用，即使1917年共产主义革命之后也未见这种观念衰弱。

中国——传统的胜利

正如前文解释过的，中国文明表面上受蒙古统治的影响非常小。当新儒学最伟大的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在世时，新儒学在南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但是朱熹及其门徒没有像孔子及其门徒那样，忠实地维持古代的思想。因此，革新从不被大张旗鼓地允许，无论思想还是艺术，也无论态度还是政府管理。

但是由于11、12世纪促进经济发展的某些成就，所以西欧直到18世纪才最终超过中国。例如，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冶铁业，利用焦炭做燃料，比欧洲大约早700年。与此同时，地区性的专业化生产为扩大国内贸易奠定了基础；从中国南部各个港口开出的大多数海上运输船只开始以空前规模发展海外贸易。

当然，儒家原则上视商人为寄生虫。因此，当一个人经商致富时，他就禁不住购买土地，以变得受人尊敬。也许因为这个缘故，真正的大规模私人商业和工业企业从未在中国兴起；也许可以称之为原初工业革命（proto-industrial revolution）的开端最终没有改变中国古老的社会形态。

官方对经济活动的控制是阻碍社会真正发生深刻转型的另一个因素。即使当官方支持一种新式企业时，从长期来看，其效果也不佳。因此，当政府下令停止武器生产的时候，宋朝已经发展起来的冶铁业似乎也终结了。官方先鼓励后压制某种产业的更极端例子是海外贸易和探险活动。明朝（1368～1644年）早期，海上长途航行受政府支持，结果是非常壮观的。1405～1433年间，太监郑和进行了一系列航行印度洋的探险活动，在此过程中，帝国船队到达南海所有具有战略意义的门户——马六甲、锡兰、卡利库特，甚至位于波斯湾入口的霍尔木兹——并暂时建立了中国对其中大多数地方的控制。但是此后，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探险活动，禁止中国臣民建造适于海上航行的船只或离开陆地。宫廷党派之争可能与这个决策有一定的关系，它对未来亚洲商业和帝国实力平衡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生活在靠近危险的蒙古边境的北京明朝统治者认为，当政府需要竭尽全力抵御游牧民族的时候，帝国的资源不能浪费于这种与之无关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