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欧洲的自我转型 （1500～1648年）（第3/5页）

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相继建立（1600、1601年）为这两个国家在印度和远东的殖民活动提供了持久而有效的商业组织。最初是荷兰人取得了最辉煌的成功。从1594年首次冒险起，在短短50年里，他们就从马六甲和锡兰驱逐了葡萄牙人，在爪哇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因此，变成香料贸易的主人。英国在印度西海岸的早期殖民据点则比较弱小。

但是在美洲，平衡朝相反方向逆转，因为英国的弗吉尼亚（1607年建立）和马萨诸塞（1620年建立）殖民地很快超过了荷兰的纽约（1626年建立）殖民地。法国在加拿大的殖民活动几乎同时始于魁北克（1626年）。但是17世纪跨越大西洋最有利可图的欧洲冒险都是冲着加勒比海的较小岛屿，那里的蔗糖种植园由从非洲贩卖来的黑奴劳作，提供了欧洲急需的商品。到17世纪40年代，英国、法国甚至更小程度上的荷兰的企业家已经在这种贸易中占据领先地位，取代了最早在巴西和加勒比海沿岸经营甘蔗种植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

欧洲殖民和贸易活动非常迅速地扩大，证明欧洲力量对其他不稳定民族和文明的优势不断增长。欧洲政治的所有徒劳和混乱、残酷的武装冲突、构成这个时期欧洲历史主题和素材的为神学确定性而进行的残酷斗争不是完全没有结果的。人们很少能够完成他们所向往的所有事情，但是他们的斗争的确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为政治和经济目的调集财富、人力和发挥创造力的能力。主权的巩固和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是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如荷兰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那样的联合股份公司和其他大型商业企业的兴起是另一个重要表现。同样，在知识和艺术领域，技术进步（如印刷术和望远镜）提高有时甚至刺激了对真和美的不计后果的追求，赋予欧洲文化比中世纪相对零碎的世界观和有限的知识所能允许的更多的多样性和坚忍性。我们必须考察这些变化。

文艺复兴

孪生却又相互对抗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分别强调了欧洲文化传统的不同方面。受到复兴异教古代知识、技术和优雅风度鼓舞的人们赞美欧洲历史上的希腊—罗马时代，而那些渴望根据《圣经》改革宗教的虔诚教徒则从西方文明的犹太—基督教成分中吸取营养。两个阵营中少数忠诚的人力图完全否定对方；但这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两个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场复杂的交叉演出。有些最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也是熟练的古典学者，发现了也适用于《圣经》研究的技巧，这些技巧是异教作家为了编写正确的经典而发展出来的。同样，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仍然深情地关注宗教和神学问题。即使像马基雅维利（卒于1527年）那样的人，他们也没有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信仰。

当然，文艺复兴于1350年左右肇始于意大利。由于对强大的罗马帝国的记忆，所以复兴古代对意大利人自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此外，意大利城市孕育了具有世俗思想的平民和把注意力投向尘世事务而非宗教事务的王公贵族赞助人。

1500年左右，意大利文艺复兴达到了顶峰。列奥纳多·达·芬奇（卒于1519年）通过艺术和对人类、事物的仔细观察而孜孜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加上尼可洛·马基雅维利根据个人经历和对古代作家的研究，赤裸裸地分析了政治权力的性质和功用，他们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高潮的代表人物。直到稍后，米开朗琪罗·博那罗蒂（卒于1564年）和尼古拉斯·哥白尼（卒于1543年）——虽然他在波兰去世，但他从帕都亚大学接受的教育中受到知识的鼓舞——才放弃了对达·芬奇和马基雅维利作品中明确表现出来的对人类理性的过分信任。米开朗琪罗经受了对每件实际事物持怀疑态度的折磨，甚至对自己的艺术也持怀疑态度；哥白尼的天文学日心说受到新毕达哥拉斯派数字神秘主义的启发，实际上公开蔑视已有的观察数据，哥白尼的天文学假定，行星运行的轨道是圆形的而不是椭圆形的。

文艺复兴时期美的理想的吸引力在欧洲其他地区并未消失。它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贵族和宫廷圈子里特别受欢迎；但是只要是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的地方，如在荷兰、莱茵兰、英国和法国，平民也很快被当地模仿或超越意大利模式的努力所吸引。其结果是文学和一定程度上的绘画的民族独特风格流派的发展。例如，塞万提斯（卒于1616年）创作的《堂·吉诃德》和洛佩·德·维嘉（Lope de Vega，卒于1635年）创作的戏剧都给予西班牙语言以文学形式。现代法国通过三个完全不同风格的人的著作而取得了它的文学形式：嘲笑自己无法改变的一切现象的弗朗索瓦·拉伯雷（卒于1553年）、无情地推行宗教改革并使人类生活神圣化的约翰·加尔文（卒于1564年）、力荐在人类缺点面前适度冷淡的蒙田侯爵（卒于1592年）。英语文学的形成归功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作家，尤其是威廉·莎士比亚以及国王詹姆士一世的钦定《圣经》（1611年）。日耳曼语系欧洲的其他大多数语言（荷兰语、丹麦语、瑞典语）也是作为新教徒把《圣经》翻译为民族语言的副产品而形成的。

宗教改革

这个时期欧洲文化生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重申宗教关注，尽管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思想和情感似乎都表现出来的世俗主义残余魅力仍然存在。

罗马天主教会的改革和复兴在中世纪欧洲多次发生过。根据它们的性质，这些运动是向合法的教会权威挑战，而教会一直坚持宣布这些改革运动为危险的异端。这就是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卒于1384年）和波希米亚的约翰·胡斯（卒于1415年）的命运，他们从来没能吸引大批信徒。1417年通过康斯坦茨宗教会议而恢复的教皇君主国，愈合了教会大分裂，但是这使此后一个世纪里异端难以兴盛。特别是在西班牙，宗教统一和政治忠诚趋于同一了。几个世纪反对摩尔人（只在1492年才被驱逐出格拉纳达）战争培育出来的十字军精神继续鼓舞着西班牙在欧洲和海外的帝国扩张活动。教会与国家之间独特的紧密关系形成了。在其他地方，教皇和君主通常在向教士征税方面进行合作，但是双方在其他方面的冲突与合作一样多。

罗马教廷自称拥有对意大利部分地区的主权，有些教皇对半岛政治权力的追求超过对其前辈力图获得的基督教世界精神领袖地位的追求。在意大利其他地区和德意志，主教和修道院长常常效仿教皇。

在这种追求世俗华丽的宗教背景下，马丁·路德（卒于1546年）以一个罪人如何获得拯救的自身痛苦经历为基础形成的认识，就像复仇天使的宝剑迸发出来的火花。最初路德只是挑战出售赎罪券的有效性。这种声称能够从炼狱中拯救人的灵魂的文件的出售，已经被商业精神组织起来，成为修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筹款计划的一部分。根据传统经院哲学辩论的习惯，1517年路德在维滕堡教堂大门张贴“95条论纲”，公开否定赎罪券的价值。但它已经不是学术辩论的事情，路德的观点像野火一样燃遍德意志各地。公开与教廷权威争辩的结果促使路德立即更激进而完整地阐述了他的主张。1520年写作的三本义正词严的小册子《致德意志民族贵族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基督徒的自由》，确立了路德派教义的核心。后来，辩论发展成天主教、路德派和其他新教派的许多不同教义形式。这场神学分裂的中心是宗教权威问题。路德把自己的改革建立在《圣经》和上帝免费赐予得救的个人经验的基础之上。他还否定教士是罪人与上帝之间必要的中介，勇敢地宣称每个信徒都是自己的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