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 （1789～1914年）（第2/6页）

化学工业的兴起迅速引发电力技术发展，这标志着工业革命性质和方向的转变。但可以确定的是传统的无计划的发明仍然延续着。例如美国亨利·福特开始批量生产汽车（1903年），莱特兄弟在长期的创造性思考后制造了第一架飞机（1903年）。但是这种彼此隔绝的个别发明不断地让位于系统的研究，这种系统的研究是将科学理论和技术过程保持密切联系的科学家在设备齐全的实验室中进行的。

德国是最早将理论和实践习惯性结合的国家。在德国欣欣向荣的学校和大学体系确保能够输送源源不断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理论家，而手艺人的传统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技能。有时这种回报是非常大的。例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成为很多工业化学制品的唯一供应地，同样在电力工业的技术创造性和效率上引领世界。对其他地区和具有成熟完善工业的企业来说，维持一支以制造对公司没有利益的机器和仪器而工作的团队，并为其支付大量金钱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对于企业的利益没有帮助。因此，1914年以前科学理论和技术实践之间系统的相互影响已经开始展现潜力。经过详细周密设计的发明决定性地开始于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而不是之前。

然而，19世纪的技术发明和发展浪潮与早些时候发生的变革相比极其显著。那些20世纪生活中令人熟悉的如照相机、自行车、打字机、缝纫机、电话、电灯、汽车、留声机和电影等都发明于19世纪，尽管后来发展和设计的变化使得这些发明的早期样式在今天几乎无法辨认。1914年以前录音机和飞机同样都处于开创性阶段，但主要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

每种重要的新产品所具有的一个特点就是都要求或者说允许为其他新产业的产生留下空间。以汽车为例，轮胎的需求为橡胶产业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电器工业对作为电流常见导体的铜也产生了同样影响。

伴随着这一浪潮中工业的多样化，旧制造业的发展也经历了根本变化。总体说来是手工制造让位于机器生产。这导致了生产机器和制成品的标准化；从工人标准化这个层次来讲，就是要求每个工人都必须在同一时间开始工作并以适当的速度完成生产过程中所分派的任务以确保整个工厂顺利运作，这样工人也就标准化了。无论是人或机器的任何延误或故障都要比以前付出更高的代价。新的大规模的生产要求将大量原料、资本、劳动力集中组织，而且稍有中断就会使整个过程无法运作。

但是一切正常运行时，由复杂机器生产过程的中断引起的不断增加的损失，更多的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的方式得到弥补。物品流通迅猛增长，不仅在西方世界，也在其他社会和文明中冲击着古老的手工制造。纺织工人、金属制造工人和数不清的其他行业的工匠很快发现，他们无法与价格低廉的大量生产的机器制品相竞争。

很显然，工业革命首要和最明显的特点是规模上的扩张。更多的能源、原料、制成品、垃圾、运输、职员都时刻掌握着工业和商业流程的线索，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进行购买和更多商家进行出售，拥有更多资本和更多人力的大公司都迅速地采取行动。比较陈旧和简单的制造业模式被廉价但有时是高质量的工厂产品所取代。

工业规模的逐步扩大需要运输和通信得到极大增强。远距离的原材料供应和制成品所需的远端市场是机器大生产取得成功的关键。在欧洲很多地区和美洲的美国，道路和运河的发展极其重要。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的铁路网的建设，在50～60年代进入繁盛阶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都一直吸引着大量的资本（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完成于1903年；柏林—巴格达铁路在1914年开始修建，但并未最终完成）。铁路让其他形式的陆路交通黯然失色。铁路让内陆地区变得开放，并且能够长距离地运输如铁矿和煤等大量原料。由于陆上铁路运输开辟了新的机会，西里西亚煤田和宾夕法尼亚州煤田首先进入到最早开采之列。其他位于美国和俄国腹地的煤矿后来得到了大规模开采，而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的加拿大西部和中亚。

海洋运输革命的来临要滞后一些。早在1807年罗伯特·富尔顿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蒸汽轮船，但在很长时间里这种船在使用时对煤的消耗量使其无法在长途海洋航行上同帆船竞争。直到大约在1870年之后，更好的锅炉和更大的钢铁船身使轮船可以定期地应用于跨海货物的运输中。这导致了大批携带谷物的欧洲人（在新机器的有力协助下）开始远航海外，并在北美、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肥沃草原上进行种植。

1861年苏伊士运河和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将人类居住世界的面貌彻底改变了。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飞机运输只不过是一种想象当中的活动。

在新近不断加剧的工业化进程中，通信在联系参与者方面几乎与运输同样重要。英国政府便士投递的建立（1804年）是近代邮政系统发展的先驱。1875年万国邮政联盟使得国家邮政投递系统实现跨国联合。在1837年电报被发明。随着连接各地的电线支出相对适宜时，电报系统迅速地扩展到整个西方世界（第一条跨大西洋电缆贯通于1866年）。当1895年伽利尔摩·马可尼首次演示通过广播传播无线电报后，就迅速地在长距离的通讯中发挥实际作用。通讯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支撑了产生于19世纪50年代广泛传播的报纸。这转而又影响到了政治和外交，对政治家来讲利用和产生并表现于报纸版面中的公众舆论是必要和有益的。

工业革命的后果

总体上工业革命极大地增加了西方世界的财富，使其清洁、健康和舒适标准得到根本改善。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可以确定的是拥挤的工厂出现在了新的工业城镇，而这种旧城市的快速增长也形成了很多在传统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为卡尔·马克思（卒于1883年）的观点提供了基础：即繁荣期间无产者却变得贫困，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848年马克思明确而系统阐述其主要观点时，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是看似合理的。当一群暴民袭击巴黎的巴士底狱而点燃伟大的法国革命火炬时，这种源于城镇居民力量的革命暴力从1789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经历的显著动力。

但是1848～1849年一系列群众起义以失败告终。此后不久，各种社会发明开始调节并修正早期工业社会的苦难与丑恶。作为城镇政策动力的现代公共秩序的基本结构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存在。管道系统、垃圾收集服务、公园、医院、健康和事故急救设施、公立学校、劳工社团、孤儿院、精神病医院、监狱，以及以缓解贫困、病痛和不幸的痛苦为目的的多样的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都显示了重要性。整个19世纪后半期，这些以及其他的发明几乎与为其创造需求而不断膨胀的城镇一样迅速地开始运行。结果革命形势往往在大部分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趋于衰退，而在工业主义扩展的边缘地带则显得特别明显，尤其在俄国，那里的沙皇官僚统治对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社会需求反应迟缓、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