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 （1789～1914年）（第3/6页）

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根本特征是人口加速增长。以欧洲为例，1800年整个欧洲人口约为1.87亿。直到1900年增长到约4亿人口，尽管有近6000万人在19世纪移民海外以及无数家庭跨越乌拉尔河从欧洲的俄国移民到西伯利亚和中亚。死亡率急剧降低是造成上述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医学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食品供应扩大、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英国出现大部分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居住的情况。直到1914年其他的主要国家中自古所依附的土地以及种植和收割的规律仍继续支配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然而，从土地到工厂和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在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已出现。这表明生活模式脱离新石器时代确立的基本规律，并向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转变，而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潜力和局限性仍有待发展。

当人们不再是简单的掠夺成性，转而开始生产食物时，这种从土地大规模的退却所暗含的人类经验和习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将会从根本上引起社会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高估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无法确认，最终被证明是最好的适应工业经济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的方式已经显现。

法国民主革命

美国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向全世界宣示了一个原则，即政府合法的权力只能来自于被统治者的认可。在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这一民主观念一直指导美国的宪法实践。不只是在英国，欧洲许多国家都强烈地呼吁这种观念。从1688年以来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表明，有议会选举权的财产所有者的有限群体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法国，新的政治学说促进了反对王室专制主义的激烈革命。

18世纪的法国政府是墨守成规的。理论上国王保持专制，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行政改革的努力都因为各种特殊利益的反对而夭折，这种利益经常运作于官僚机器内部。战争失败同国内萧条一样，1778～1783年法国成功地打掉了英国的锐气，并帮助美国走向独立，结果是将政府拖入到了破产的境地。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缺乏行政改革，财政收入仍旧缺乏灵活性，而军费开支随着一系列的军备精细化而保持倍数增长。

路易十六（1774～1792年在位）多少同情政府改革观点，并且认为政府应当和全体人民保持紧密联系。当他试图增加税收而遭到普遍的严重反抗时，他决定重新召集法国古老的代议制议会——三级会议，希望说服大多数人批准新税收以减少政府财政困难。但1789年5月1日三级会议召开时，大部分成员认为，在批准任何新税收之前应实现具有深远影响的政府改革。他们的总体目标是使法国政府对人民负责，实际上是意味着对财产拥有者负责。

在第三等级议员中，换句话说是平民的改革情绪最为强烈。但一些教士和贵族也赞成改革方案，在没有稳定和连贯的皇家政策的状况下，这就打破了平衡。因此，6月三级会议自行改组为国民议会，担负起草法国宪法的任务。

改革的拥护者很快激发了普通群众的热情。国王准备镇压国民议会的流言促使起义者攻打巴士底狱（7月14日）。此后这一事件被作为革命开端来庆祝。之后巴黎组成革命政府——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共和国的权力直接依赖巴黎人民，在危急时刻他们召集人民进行大量的游行示威。巴黎人民常用表达主张的呼声威慑任何反对或看似反对人民权威的人。

骚动从巴黎蔓延到乡村。7月到8月间，农民开始烧毁贵族庄园并拒绝缴纳贵族按照惯例有权取得的农产品和租税。1789年8月4日晚，国民议会在高昂的情绪中做出了废除封建特权和债务的决定。实际上，正是这一决定在随后几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赢得了大多数农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制定法国新宪法的工作被证明是困难的，而且国民议会为处理一些紧迫的、突发性的问题而经常中断工作，尤其是要补救政府的财政破产。国民议会针对从教会中没收的土地决定发行一种纸币——指券。他们设想随着这些土地被卖出，指券也就会退出流通。然而，事实上是尽管有更多的纸币被印刷，而物价仍盘旋上升。而工资增长总是显得滞后。因为低工资收入者可以被轻而易举地说服只有“人民公敌”才会抬升价格，所以现实的经济困难极大地刺激了巴黎群众的游行示威。

直到1791年新宪法才颁布。新宪法确立了有限制的、依赖于立法议会最高权威的君主立宪制，这种立法议会是由“积极公民”选举产生的，换句话说是每年的税收缴纳额超过特定金钱数目的人。

1791年宪法最具持久（影响）的一面是废除了大量长期阻碍法国政府的特殊地方性的行政管理，转而将法国分成规模大致相等的、新的地理单元，称为地区行政部门（département）。各地确立行政、司法和教会管辖范围与完全人为划分的新的地区行政部门的边界相一致。

1791年宪法最具争议的方面是有关教会的规定。主教和教士从国家领取薪俸，并且由每个教区居民和教士选举，这与任何公民性的地方法官的选举极其类似。教皇及大多数主教和教士都公开谴责它背离了教会法，并要求归还被没收的教会财产。此后作为一种对教会律法有所影响的《神职人员的公民宪法》被呼吁而出，这将法国人鲜明地分为支持新观点者和坚持古老的罗马天主教会的传统者。

但是1791年宪法的最大缺陷是它将广泛权力（例如，对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否决权、军事官员的委任权等）授予早就丧失对一切革命事业同情的路易十六。事实上他已经开始积极同国外王室（奥地利和普鲁士）和逃离法国移居国外的贵族进行密谋。1792年4月，反击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爆发，最初法军遭遇失败。这引起对国王的怀疑，直到1792年8月，巴黎人民再次果断干预，并使立法会议将路易十六排除在实践宪法权力之外。选举产生新的议会——国民公会肩负起制定另一部宪法的任务。

这开辟了革命的第二个也是更彻底的阶段。国民公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处死国王路易十六，并且为了反对“人民公敌”而实施恐怖统治；有几千人被当场裁决为有罪，以符合科学效率的方式被斩首，而这得益于吉犹坦医生发明的斩首机器。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救国委员会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安委员会。很快为保卫国家而招募所有强壮公民的积极努力开始发挥作用，不久法国军队到达莱茵河将革命的原则传播到比利时和德国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