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八章 大唐的雄健与阳光（第2/3页）

少数民族做皇帝，唐代并非空前绝后。但是唐代与元代、清代完全不同的是，唐代皇帝的少数民族血统是隐蔽的。盖古人观念之中，父亲提供了全部的遗传基因，母亲只提供了血液营养而已。所以在社会心理上，唐代帝王从来没有被当做少数民族看待。这是隋唐与元朝和清朝至关重要的区别。唐代皇帝既不必像元代与清代皇帝那样，对汉民族及汉文化抱着恐惧提防心理，同时又拥有根植于少数民族血液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们博大开阔的胸怀与视野。正如陈寅恪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

这种“胡气”使唐初诸帝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心态。唐太宗宣称，他没有民族歧视心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唐代公主和亲于史可据者有二十三次，且并不视为屈辱之事。唐代对异族人的任用，其人数之众、族别之多、任事之广，前朝后代几无可比拟者。据统计，唐代少数民族宰相即有24人，分别来自15个民族。将军、节度使多不胜数，以致《唐书》专立《诸夷蕃将传》。

唐代前期帝王大都自信大度。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者，当数唐太宗。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感情，自信而又能信任他人。唐代高层政治中，充满了人情味儿。性格豪放的唐代帝王对体制上的贵贱尊卑原本不那么在意。臣下偶尔失仪，在其他朝代多被严谴，在唐代却往往不被当回事儿。以开元盛世时“班秩”为例，“在朝百僚，多不整肃或纵观敕旨，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远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诵诗篇，或笑语喧哗，或行立怠惰，承宽既久，积习如常。不增祗惧之容，实紊矜庄之典”。上朝之时，有人在那儿读公文，有的聊天，有的还作文坛，更有人站没站样，靠没靠样。这样的情景，在其他朝代不可能出现。

唐宣宗时还发生过这样一桩有趣的事：宣宗宴罢，见百官与卫士拜舞，遗下果实食物，上怪之。咸曰：“归献父母，及遗小儿女。”上敕大官：今后大宴，文武官给食分与父母，别给果子与儿女，所食余者听以手帕裹归。遂为故事。

就是说，唐宣宗请百官吃饭，饭后百官行礼之时，不少人怀里都滚出水果点心。皇帝很奇怪，百官纷纷说，这是回去给爸妈和孩子们尝尝的。皇帝于是下令，今后大宴，专门给百官的父母儿女准备些点心和水果带回去，著为定例。

把一桩朝拜失仪事件变成了一件流传史册的美谈佚事，这只有在唐代能够发生。

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唐代皇帝也往往能够注意尊重他人，而尽量不偏袒自己的骨肉。《因话录》卷一载：郭暧尝与升平公主琴瑟不调，暧骂公主：“倚乃父为天子耶？我父嫌天子不作。”公主恚啼，奔车奏之。上曰：“汝不知，他父实嫌天子不作。使不嫌，社稷岂汝家有也。”因泣下，但命公主还。尚父拘暧，自诣朝堂待罪。上召而慰之曰：“谤云：‘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儿女闺帏之言，大臣安用听？”锡赉而遣之。尚父杖暧数十而已。

就是说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做了驸马。有一天，和公主吵起架来，郭暧骂道：“你觉得你老爸是皇帝就了不起吗？那是我老爸不愿意做才让你老爸做的”。公主哭着回宫向皇帝告状。代宗皇帝说：“你还小不懂事，郭暧说的是老实话，如果郭子仪要当皇帝，那皇帝早就是他的了”。说完也哭了，不过还是让公主回家了。郭子仪知道这件事后，就把郭暧捆绑起来，亲自带到皇帝面前发落。皇帝安慰郭子仪说：“常言说得好‘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两口在家里吵架，你就装做听不见就行了”。赏赐了郭子仪一些物品，让他回去了。郭子仪回到家里，打了郭暧几杖了事。

这种事在其他朝代，实在不可想象。

因为君臣上下森严关系的淡化，双方都少了些“犯上作乱”之忌。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们的作品一样狂放。或“恃才傲物”、或“言论倜傥”、或“诡激啸傲”、或“不拘细行”、或“狂率不逊”。

天宝初，李白奉召入京既不诚惶诚恐，也无受宠若惊之态，他“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玄宗都“不觉无万乘之尊”。

初唐的时候，有一个叫员半千的人，考中了进士，却没有官做，于是给武则天直接写信，信中说：“臣……于今立身，未蒙一任……陛下何惜阶前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胆、抑扬辞翰？请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诗策判笺表论，勒字数，一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

那意思是，我要向你推荐我自己。你不了解我，我有一个办法让你能够了解我。你招三五千天下才子，和我一起考试，考六种文体。如果有一个人的成绩排在我的前面，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挂在城门楼上，向天下才子谢罪。

这封信放到别的朝代，作者早被杀头了。在唐代，他不但没有被杀头，后来还做了奉阁舍人，专门起草诏书，参与国家大政方针。

因此，唐代前期政治的特点是宽大通脱，文网也非常宽疏。唐太宗认为：“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为此，他明确要求“勿上下雷同也”。对于那些只知“顺从”“顺旨”之人他严加责斥：“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说你这个人从来都唯唯诺诺，没有独立见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统治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三教并行，信仰自由，没有禁区。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未达独尊。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以示对三教合一的提倡。唐高祖、高宗、德宗时代，都曾经召集过儒师、沙门、道士进行讲论诘难。三教并行，自由竞争，终唐一代持续不绝。三教并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种较普遍的自由宽松空气。所以李白才敢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高适也才能公然在诗中说：“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乃至以循循儒者形象留存史册的杜甫诗中都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之句。到了晚唐，杜牧居然这样写：“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非儒薄孔，非圣薄尊，在唐代人眼中习以为常，并不视为大逆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