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埃莉斯·德·拉·塞尔的日记

1778年4月9日

我的名字是埃莉斯·德·拉·塞尔。我今年十岁。我父亲是弗朗索瓦，我母亲是朱莉，我们住在凡尔赛：闪闪发光、美丽绝伦的凡尔赛，整齐的房子和庄园笼罩在庞大宫殿的阴影里，还有种着椴树的林荫大道，熠熠生辉的湖泊和喷泉，一切都精致至极。

我们是贵族。幸运的那种贵族——也就是特权阶级。证据在于，我们只需要走十五英里的路就能进巴黎城。挂在路边的油灯为那条路照明：在凡尔赛，我们用的是这种路灯，但巴黎那些穷人用的是牛油蜡烛灯，牛油燃烧所产生的烟雾飘浮在城市上空，就像一块裹尸布，不光弄脏皮肤，还让人难以呼吸。巴黎的穷人们穿着破衣烂衫，身体的负担或是精神上的痛苦压弯了他们的腰，他们穿行于巴黎的街巷，终日不见阳光。街边是露天的阴沟，烂泥和污水自由地流淌着，泼洒在轿夫的腿上，而我们瞪大眼睛，看着窗外的景色。

之后，我们乘着镀金的马车回到凡尔赛，路过田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包裹在雾气里，仿佛幽灵般的人影。那些赤脚的农夫负责照料贵族的田地，一旦粮食歉收，他们就得挨饿，完全是地主们的奴隶。在家里的时候，我听父母们说过，为了让地主睡个好觉，那些农夫被迫整夜挥舞树枝驱赶青蛙，有时还得靠吃野草活下去。与此同时，贵族们过着富足的生活，不用缴税，不用服兵役，更不用去做有失尊严的免费劳役。

我的父母说，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徜徉于宫殿的走廊、宴会厅和前厅之间，想象着挥霍她的服饰津贴的新方法。与此同时，她的丈夫路易十六舒舒服服地坐在位于国会的御用席位里，通过一条又一条损害穷人利益，让他们忍饥挨饿好让贵族更加富足的法律。他们神情阴沉地说，这样的行为很可能会挑起革命。

我父亲有几位“同事”。那些是他的顾问，克雷蒂安·拉弗雷尼埃先生，夏尔·加布里埃尔·西维尔先生，以及莱维斯克夫人。我叫他们“乌鸦”，因为他们穿着黑色的长外套，头戴黑色毡帽，眼睛里也从来没有笑意。

“我们还没有吸取乡巴佬起义的教训吗？”母亲说。

当然了，母亲跟我讲过乡巴佬起义的事。那是两个世纪前的农民革命。

“看起来的确没有，朱莉。”父亲答道。

有句话是形容你突然明白某件事的那一刻的。那就是“恍然大悟”的时刻。

作为小孩子，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学的为什么是历史，而不是礼节、规矩和姿势；我从没问过母亲为何会在晚餐后去找父亲和乌鸦们，还用同样响亮的嗓门与他们争论；我从没想过她为什么不是侧身骑马，也从来都不用马夫帮她牵马；我也从没质疑过，她为什么对流行话题和宫廷八卦毫无兴趣。我从没想过问我母亲，她为什么和别人的母亲不一样。

直到恍然大悟的那一刻。

当然了，她很漂亮，而且总是衣着考究，尽管她从来都懒得研究宫廷贵妇的服饰。谈到那些女人的时候，她会抿起嘴唇，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按照她的说法，她们痴迷的是外表和地位，还有别的一些东西。

“她们根本没有思考半点能力。埃莉斯，答应我，不要变成她们那样的人。”

我想知道要怎样才能避免变成那样，所以我躲在有利的位置——也就是我母亲的裙边——去打量那些令人厌恶的女人。我看到的是一群涂了太多脂粉、喜欢闲言碎语的人，她们装作对丈夫忠贞不二，目光却越过扇子的边缘扫视房间，寻找不容易引起怀疑的候选情人。我躲在不起眼的裙边，等到轻蔑的笑声停止，嘲弄的眼神褪去，我就会瞥见那些脂粉面具后面的真相。我会看透她们的内心，看到她们的担忧——担忧自己失宠。担忧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

母亲和她们不同。比方说，她从不在意流言蜚语。我从没见过她用扇子，而且她恨脂粉，也从不用炭笔点美人痣或者涂护肤膏。她对流行的妥协仅限于鞋子。除此之外，她只会为了一个理由整理仪容：遵守礼节。

而且她对我父亲死心塌地。她总是陪着他——只不过是在他身旁，而不是身后——支持着他，对他的忠诚毫不动摇，在外人面前永远为他说话，即使在私下争论的时候，她也会温和地安抚他。

我上次听到她和父亲争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们说她今晚可能会死。

1778年4月10日

她那晚没有死。

我坐在她的床边，握着她的手和她说话。有那么一会儿，我错以为是我在安慰她，直到她转过头来，用浑浊却能看透心灵的双眼凝视着我，我才明白，原来恰恰相反。

昨天晚上，我好几次看向窗外，看到阿尔诺在下方的院子里，对仅有咫尺之遥的悲伤毫无察觉。这让我非常羡慕。他当然知道她生病了，但肺痨并不罕见，每天都有人因此而死，即使在凡尔赛也一样。而且他不是德·拉·塞尔家族的人。他目前在我们家族接受监护，但他对我们最隐秘、最深邃的秘密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对别的那些事也几乎一无所知。对阿尔诺来说，我的母亲只是个在庄园楼上被人照料着的模糊角色：对他来说，她只是个病人而已。

所以，父亲和我只能用眼神交流彼此的担忧。面对外人的时候，我们会尽量举止如常，母亲卧病两年的事实也缓解了悲痛本身。我们的悲伤只是向阿尔诺隐瞒的另一个秘密而已。

我们离恍然大悟的时刻越来越近了。我想到了最初的事件，想到了自己第一次真正思考我的父母——尤其是母亲——的那些事的时刻。在我看来，它就像一块路牌，指引着我的命运之路。

那件事发生在女修道院里。我第一次去女修道院的时候只有五岁，关于它的记忆远远算不上完整。真正给我留下印象的，只有成排的床铺，外加一段清晰却有些不连贯的记忆：我透过结着霜花的窗户向外张望。除此之外，我还有印象的就是女院长了。

女院长弯腰驼背，始终是一副臭脸，而且出了名地残忍。她穿行在女修道院的走廊时，总是用双手托着手杖，仿佛要给宴会上菜。回到办公室以后，她会把手杖放在书桌上。那时候我们常说“轮到你了”。有一阵子，我是她办公室的常客，因为她痛恨我的乐观，对我喜欢笑这件事颇有怨言，总是把我快活的笑容称作“假笑”。她说那根手杖会让我笑不出来。

女院长没说错。我的确不笑了。暂时。

接着有一天，母亲和父亲出于我不清楚的理由来拜访女院长，而我按照他们的要求去了办公室。我发现我的父母转过椅子，欢迎我的到来，而女院长从书桌后面站了起来，脸上挂着平时那种毫不掩饰的轻蔑，看起来随时都会开始历数我的众多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