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

和大多数有创造力的人一样，我想要多一点控制欲的满足。

——玛丽莲·梦露，1962年《生活》（Life）杂志专访

女演员必须时刻保持缄默。

——玛丽莲·梦露，《碎片：诗歌、私人笔记与书信集》

(Fragments:Poems,Intimate Notes,Letters)

我们将要横穿一片可怕的海峡，那里波涛汹涌，可我无所畏惧。我不像那些男人一样，担心自己的失败会有损男子气概。

——玛丽莲·梦露与诺曼·罗斯滕的谈话，收录在《玛丽莲：一个极端私人的故事》

(Marilyn:Avery Personal Story)中

当我们看到梦露时，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毫无疑问，她是闪闪发光的。她的美不像黛德丽[1](Dietrich)或嘉宝[2](Garbo)那样朴实平淡。她的面孔始终是完美无瑕的，就连最不能忍受她的劳伦斯·奥利弗[3](Laurence Olivier)也不得不承认，是她的出演使得《游龙戏凤》（The Prince and the Showgirl）变得光彩夺目［摄影师杰克·卡迪夫（Jack Cadiff）称她是“灼热的”，苏珊·斯塔丝伯格（Susan Strasberg）称她“像是夜空中的极光般闪闪发光”］。当然，这只是她与众不同的一个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在2011年的电影《我与梦露的一周》（My Weekwith Marilyn）中，尽管被人们寄予厚望的米歇尔·威廉姆斯（Michelle Williams）很好地扮演了她的角色，但这部电影仍然显得非常失败的原因。然而，我们的问题是，在她绝世美貌之下，她所引发或揭露的真实，却鲜少有人问及。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正在于她“过于闪亮”。当这种“闪亮”成为某位女性的属性，又遇上拥有最完美银幕的好莱坞时，往往它就会成为对人物真实样貌的一种掩盖。梦露的美是耀眼且使人目眩神迷的（在这方面，她无人可匹敌）。但这意味着她是个美丽的诱饵吗？她使我们看到，又不愿让我们看见的内容各是什么呢？梦露自己深知“看见”与“观看”的区别：“男人们看不见我，他们只会把眼睛盯在我的肉体上。”

在这一章里，我将讨论梦露作为美国战后崛起的“完美衬托”角色的意义。事实上，“美丽”作为一种陷阱，是社会施加给女性的特殊暴力，这在女权主义领域是很值得探讨的话题。但我们却鲜少听见，有人将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趣味，与长久不朽的社会性残忍和不公联系起来。在我看来，没有人像梦露这样，在银幕上演出了如此具有影响力的角色，同时却不丧失自己的敏感与自我意识。

1960年夏天，在美国内华达州西部城市里诺[4](Reno),《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记者比尔·韦瑟比（Bill Weath-erby）发现自己成了梦露的“亲密朋友”。连他也有点搞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他觉得或许是因为最初他并没有表现出对梦露十足的兴趣。他最开始的“目标”也确实不是梦露，而是她此时的丈夫阿瑟·米勒，后者刚刚指导拍摄完梦露的最后一部影片《乱点鸳鸯谱》（Misfits).“我看见你和所有人说话，唯独没有找我。”他们的交往由此开始。事实上，他有点无法忍受梦露将“阿瑟·米勒”变成“梦露先生”。“我没屈从于艾森豪威尔的统治力，我也决心不在梦露的诱惑面前失去理智。”而且奇怪地，他几乎就要成功了。不过说“诱惑”，其实是不恰当的，即便他们在梦露生命里的最后两年，一有机会就会在纽约见面。他们之间是互相理解的，这在他们的私人通话记录中得到体现（直到1976年，他才将自己与梦露的交往记录整理出版）。当然，那本书里最有吸引力，却也不新鲜的一点提议是：韦瑟比希望男人们可以更多关注女人的头脑，而非她们的身体。当然，韦瑟比自己已经深深地迷醉于梦露的思想世界了。“她让思考本身变得严肃而从容。”韦瑟比评论道，随后他又补充，“那些始终认为梦露不过是个胸大无脑的金发美女的人大概会觉得，我只是暗示她有点奇思妙想……事实完全相反，她是给思考注入了她独有的、严肃的判断力。”梦露书写的片段、诗歌、日记和笔记，在近几年陆续被整理出版，这将给读者提供一个契机，去了解一个女人“出人意料”的深刻思想。1962年，梦露在一组笔记中写道，“每当危急时刻，我都会尽可能去思考，充分动用我的理解力。”“我们人类，”她在自己最后的访谈中说，“是奇怪的生物，并且始终保持着为自己思考的权力。”她和本书中其他的女性一样，同样有着深切的急迫感，思考也同样是她探求自由的手段。

当电影《乱点鸳鸯谱》在当年11月杀青时，所有人——尤其是梦露，都对这部电影感到不满。韦瑟比在此后推掉了去大峡谷的邀请，转头去了新奥尔良。伴随着社会新思潮的爆发，种族融合的浪潮在这座城市全面开启。而《乱点鸳鸯谱》这部戏剧——“事实上它并不是一部电影”，在他看来成为迫使他放弃好莱坞和梦露的一种方式。在一场被他形容成“如同德占时期巴黎抵抗组织一样神秘”的混合派对（integration party）上，他成了年轻的黑人男子马尔科姆·艾克斯[5](Malcolm X）的追随者克里斯汀的情人，尽管他曾向梦露表示克里斯汀是个女人，而梦露则是唯一一个对这位克里斯汀表示过兴趣的白人影星。事实上，克里斯汀“她”也曾对梦露表示过认同：“她是个受过伤的女人，她知道伤痕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从不读那些关于她的花边新闻，我是从她演的电影里看出来的。她是那种会被人骂的女人，所以我理解她。我从没认同过其他的白人女影星，其他白人在表面上，好像只会做清白的事。”“白人只做清白的事”同样也是对梦露影片故事的准确描述。而当韦瑟比对这句话表示质疑时，克里斯汀很愤怒：“我们黑人在电影里除了当摆设什么也做不了，就像汤姆大叔，因为白人根本不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哦，他们分不清我们，我们也分不清他们。”

克里斯汀对当时电影行业的潜规则了如指掌。通常来说，电影会允许——或邀请你，成为它们希望你扮演的角色。克里斯汀拒绝了这所谓的“邀请”，因为这并不是互惠的行为：没有哪个白人会真正认同黑人的存在。而我们正在谈论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奥尔良，一座现如今已无法想象的“种族隔离城市”，当社交聚会的常客来到一栋盲人建筑前时，他们可以透过大法官的窗子看到那里面的盲人严格地被按照肤色区分：他们自己因为失明，做不了这件事。克里斯汀揭开了好莱坞光鲜的盖子，戳穿了它提供的幻梦，让错误的民主意识最终显形——“这已经是一个人人都可以看与被看，人人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时代”。如果说梦露是这个幻梦的象征——她由底层走上巅峰，那么她也揭露了位于这个梦核心的残忍与痛苦。于是突然，韦瑟比明白了好莱坞与美国南方极端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它们都以陈词滥调作为对人的束缚。他陈述道，“黑人，其实要比梦露更遭到类型化的禁锢。”“当我看到一群白人暴徒聚集在小学旁，对两个穿着她们最好的裙子的黑人小女孩吼叫时，我想象这些面孔在好莱坞，其实也是梦露、贝蒂·格拉布尔[6](Betty Grable)等人不得不面对的。”他由此将暴行与想象联系到一起，而这种想象往往与好莱坞有关。所谓的造梦者往往也是丑陋邪恶的巫婆。于是韦瑟比的类比并非耸人听闻的观点。无独有偶，在人类学家霍顿斯·鲍德梅克尔（Hortense Powdermaker）关于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研究中，她将电影产业中导演对演员的使用，与南方种植园主对黑人的奴役进行了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