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次日豆叶回到镇上，听说妈妈决定收养我，倒不像我预料的那么高兴。她点点头表示满意，满意是当然的，但她没有笑。我问她是否事情不尽如人意。

“哦，不是的，螃蟹医生和延之间的竞价正如我所愿，”她对我说，“最后会是个很大的数目。我刚知道这事，就听说新田夫人要收养你。我实在没法更高兴了！”

这是她说的话。但后来几年我慢慢了解到，真相并不如此。首先，竞价根本不是在螃蟹医生和延之间展开的，而是螃蟹医生和男爵。我没法想象豆叶对此有何感受，但我想有段时间她突然对我特别冷淡，这肯定是个原因，因此她也没有把实情告诉我。

我的意思不是说延毫无涉足此事，他确实来势汹汹地竞争我的“水扬”，但几天后价格超过了八千，他就收手了。他退出也许不是因为价格太高。从一开始，豆叶就知道，如果延愿意的话，他可以击败任何人。问题是，豆叶没有料到，延对我的“水扬”兴趣并不大。只有一种男人会把时间和金钱花在追求“水扬”上，可偏巧延不是这种人。几个月前，如果你记得的话，豆叶曾说，如果不是意在“水扬”，没有一个男人会和一个十五岁的学徒发展关系。那次她还告诉我，“你别以为是你的谈吐吸引了他。”我不知道她这句关于我谈吐的断言是否正确，但我吸引延之处，也不是我的“水扬”。

至于螃蟹医生，如果让像延这种人把一次“水扬”从他手里夺走，他可能是会选择自杀这种古老方式的。当然，最初几天，他并非是在和延竞价，但他不知道这情况，而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铁了心要把他瞒到底，想尽可能地抬高价格。因此在电话中，她是这样跟他说的，“哦，医生，大阪那边传来消息，叫价已经上到五千元了。”她也许是从大阪得到的消息，也可能是从她妹妹那里听到的，女主人倒不是个喜欢无中生有的人。但她一提到大阪和叫价，螃蟹医生就想当然地以为是延在叫价，其实那人却是男爵。

男爵却完全清楚他的对手是医生，但他并不在乎。他想要我的“水扬”，一想到他可能赢不了，就会像个小孩一样噘起嘴。后来，有个艺伎告诉我当时她和男爵的一段对话。“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男爵对她说，“我想安排一次‘水扬’，但半路杀出个可恶的医生。只有一个人能够开发这块处女地，我想成为这个人！但我该怎么做？这个蠢医生好像不明白他甩出去的数目都是真的钱！”

随着竞价的上升，男爵开始说要退出了。但数字已经接近新的纪录，一力亭茶屋女主人决定要把价格再抬一抬，她打定主意要像误导医生一样来误导男爵。她在电话里对他说，“一位先生”出了个大价钱，又说“不过很多人都相信他不会出更高的价了”。我想确实会有些人相信医生出不了更高的价，但女主人不是其中之一。她知道无论男爵最后的叫价是多少，医生都会盖过去的。

最后，螃蟹医生同意为我的“水扬”支付一万一千五百元。这在当时的祇园，是“水扬”有史以来的最高价，也许在日本的其他艺伎区也是最高的了。要知道那时候，一个艺伎每小时陪客只有四元，一件精致的和服大概是一千五百元。听起来似乎不多，但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工人的全年收入。

我得承认我对钱没什么概念。大多数艺伎引为自豪的是她们从不用带现金，而是习惯于到处记账。即使现在在纽约，我也是这样。我去认识我的店里购物，店员就会很热心地为我记账。月底账单来了，我会让一个漂亮的助手去为我付账。所以你知道，我没法告诉你我用了多少钱，也说不出一瓶香水又比一本杂志贵多少。所以谈到钱的事，我可能是世上最茫然的人了。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那本是我的一个好友告诉我的。他在六十年代当过日本大藏省副大臣，他讲的事我不是太明白。他说，现金在逐年贬值，所以豆叶在一九二九年的“水扬”价实际上超过我一九三五年的价格，虽然我的是一万一千五百元，而她的是七千多或八千元。

当然，在我出售“水扬”的那阵子，这些都无关紧要。人人都知道是我刷新了纪录，而且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一九五一年才被胜美代打破，在我心里她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艺伎之一。另外，据我的大藏省副大臣朋友说，豆叶的纪录是保持到了六十年代。但无论这个纪录是属于我的，胜美代的，还是豆叶的，甚至上溯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豆光，你都完全可以想象到，妈妈听到这笔闻所未闻的款子，肉乎乎的小手要发痒了。

不消说，这就是她要收养我的原因。我“水扬”的费用除了还清我在艺馆的债务外还有富余。如果妈妈不收养我，部分钱就会落到我手里，你能设想妈妈对此有何感受。我成为艺馆的女儿后，我的债务就一笔勾销了，但我所有的收入也归艺馆所有，不仅是我“水扬”的费用，也包括以后的一切收入。

下一周举行了收养仪式。我的名已经改成小百合了，现在我的姓也改了。在海崖上的醉屋里，我是坂本千代，现在我叫新田小百合。

在一个艺伎一生中的重要时刻里，“水扬”当然是最重大的。我的“水扬”发生在一九三五年的七月初，当时我十五岁。下午，螃蟹医生和我在仪式上共饮清酒，这就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了。这个仪式的缘由是，虽然“水扬”只持续很短的时间，但螃蟹医生今生今世都是我“水扬”的恩主，而不是拥有其他的特权，你懂吧。仪式在一力亭茶屋举行，妈妈、阿姨和豆叶都在。一力亭茶屋的女主人也参加仪式，还有我的穿衣师别宫先生。穿衣师总是参加这类仪式的，他们代表艺伎这一方的利益。我穿一套最正式的学徒装：带五个纹印的黑袍和红色的衬袍，这个色调代表新的开始。豆叶教导我要端庄严肃，要毫无幽默感。我走进一力亭的前厅，袍裾拖在脚边，因为心里紧张，要显得严肃倒是不难。

仪式后，我们去一家吉兆饭店用餐。这也是个庄重场合，我话少，吃得更少。席间，螃蟹医生可能已经开始想到后面的事，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烦躁的人。一顿饭，我都垂着眼睛，装出一副一无所知的样子，但每次我朝他偷偷一瞥，都发现他透过镜片的目光像是在谈公务。

饭终于吃完了，别宫先生陪我坐人力车到南禅寺附近一家漂亮的旅馆。那天他早先已经来过，安排好隔壁的换衣间。他帮我脱了和服，给我换上一件家常衣服，宽腰带上没有要系结的衬垫——衬垫对医生来说是个麻烦。他把结扣打得容易解开。穿好衣服后，我紧张得要命，别宫先生只好扶我回到屋里，让我在门边等候医生。他走开后，我有种万分恐惧的感觉，好像就要动手术切除一个肾脏或肝脏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