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才子他乡老说韦端己（第2/5页）

唐代末年，内则有宦官专政之祸，外则有藩镇不臣之忧。唐昭宗一生被人胁迫，做着傀儡皇帝，先是受制于宦官，后来则受制于大军阀朱温。朱温出身本来就非常坏，他本是黄巢部下，后来反戈一击，投靠朝廷，改名为朱全忠。昭宗有一段时期被宦官囚禁，朱全忠把那些擅政的宦官杀掉，自己胁迫昭宗，得掌实权。这时候朱全忠就让昭宗改了一个年号，叫作天复，以示朝廷的恶势力已清。在天复年间，王建作为地方割据政权的首领，很担心自己的地位不稳固，所以就派端己到朝廷去入贡，真实的用意是跟当时权倾朝野、实际的国家掌舵人朱全忠修好，大意略谓：你放心，我一定是你地方上坚强的后盾，你永远是大哥，我永远是小弟。端己有着非常好的外交才干，他不轻易说话，但只要一出声，就一定是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朱全忠也对他十分欣赏。

王国维曾说，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客观之诗人必多阅世。端己的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历史上很多的诗人，政治上、生活上幼稚得一塌糊涂，端己从宦后，却一直大得器重，他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判断力不是一般的好。天复四年（904），朱全忠终于等不及了，派手下把唐昭宗以及昭宗后妃等一千多人全部杀害，立昭宗子李柷 为皇帝，即后来的唐哀宗。三年以后，又废哀宗自立为帝，同时改国号为大梁，并且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作朱晃。这时候他就派了使者司马卿到西川去，宣读“圣旨”。先至兴元，兴元节度使王宗绾把这份“ 圣旨” 又派使者用驿马传给王建。王建很想恢复大唐，端己却看出大唐气数已尽，只劝王建说兵者为大事，不可仓促而行，于是代王建起草复信，峻责王宗绾不能为大唐守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衣衿之上，宸翰如新；墨诏之中，泪痕犹在。犬马犹能报主，而况人之臣子乎？自去年二月，车驾东还，连贡二十表，而绝无一使之报，天地阻隔，叫呼何及！闻上至谷水，臣僚及宫妃千余人皆为汴州所害，及至洛，果遭弑逆。自闻此诏，五内糜溃，今两川锐旅，誓雪国耻，不知来使何以宣谕示此告？（见《 蜀梼杌》 ）

责以大义，封住王宗绾之口，又勒令王宗绾自决进退，司马卿一看此情形，只得悻悻然向朱全忠返报。

梁篡唐后，端己与诸将佐劝王建自立为帝，端己也因此成为前蜀的开国宰相。朱全忠自知无法统一全国，又派使者跟王建通好，信中卑辞自抑，尊称王建为兄，端己一看书信，就明白了朱全忠的用心，笑谓左右，说这是“神尧骄李密之意”。神尧，指的是唐高祖李渊。隋末之时，天下反隋者众，李渊势力渐大，但仍不及瓦岗寨的首领李密，所以李渊给李密写信，把李密捧得很高，让李密自骄自大，出兵抵挡东都强敌，李家却专心一意扫平关中，据有关河之险，休养生息，直待其他反王鹬蚌相争，而坐收渔人之利。端己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可见一斑。

在古往今来的诗人、词人当中，端己可算是非常另类的。他的另类就体现在，他在政治上非常成熟，在情感上又非常真挚，非常浓烈。他让我想起梁羽生先生的小说中有一章的回目：“中年心事浓如酒，少女情怀总是诗”。端己就是中年心事浓如酒的典型，他的情感是有阅历、有思想的人的情感，不是毛头小伙子的荷尔蒙冲动。他什么都经历了，什么都见过了，却仍然选择奋不顾身地爱，这才是耐人回味的诗性人格。正因为端己的词里包蕴的是这样一种浓烈深挚的情感，才更加沉郁动人。

怎么会是这样？我的看法是，端己的政治成熟、见事机敏并不是来自他的天赋，而是来自读书和阅历。现实中有很多人，因为出身微贱，很小就懂得钩心斗角、看人眼色，这样的人往往能在政治舞台上青云直上，但在情感上绝对不可能纯粹执着。因为这样的人从懂事起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者，他把社会看作彻底的功利场，所有思考的出发点，所有选择的目的，无非是获取最大的好处，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像端己这样既有经世之才，又不失为一纯粹之诗人的。端己是宗奉儒学的士人，他读书出仕，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并不是为了追逐名利。儒家经典的实质都是政治哲学，端己就在经典中汲取为政之道。另外，端己从青年时期便读书有成，开始考进士，一直考到将近六十岁，方才考中，这中间又经历黄巢兵燹，流寓江南时为人做幕僚，也锻炼了他的心智和才干。但是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归根结底是由其性情决定的，读书和阅历，没有戕贼他的性情，他以赤子之心对待感情，又以赤子之心忠君爱民，在政治上，端己智而不诈，在情感上，端己深情眷眷，他是一位诗性的循吏。

端己诗集名《浣花集》，集名浣花，是因为端己希望成为杜甫一流的大诗人。他自到成都后，觅到当年杜甫在成都住的浣花溪的遗址，那里本有杜甫的草堂，其时房屋已坏，但柱基仍存，于是他令人芟草培土，重加整治，新建草堂居住。在他去世后，他的弟弟韦蔼给他编集子便叫作《浣花集》。

但是在《浣花集》里面，偏偏没有收录端己一生写得最好、最重要的那首长诗《秦妇吟》。这首长诗一直湮没了一千多年，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人们才重新阅读到了这首旷古烁今的史诗。

端己写《秦妇吟》，诗成耸动天下，人称“ 秦妇吟秀才”。（唐代的秀才，就是进士的意思，跟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最低一层学位不是一回事。） 但一千多年中，人们仅能从诗话里知道，这首诗里有“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又传说端己出仕后，因这两句得罪当时官场，故“ 深讳之”，不愿谈及此诗，还作《家戒》，要子子孙孙不得“ 垂秦妇吟障子”。原来，唐代用一种透光性很好的纸糊在木架上，做成分隔室内外的窗户，叫作障子，今天日本民居仍多用之。障子上往往会印上一些图画或诗句，《秦妇吟》就成了当时障子商人用得最多的素材。既然连秦妇吟障子都不许使用，其诗不收入《浣花集》也就没有悬念了。

当代学者俞平伯先生对于端己深讳这首诗的原因，有着另外的考释。他认为《秦妇吟》鞭挞黄巢，更鞭挞了当日围城的官兵。其时黄巢被围困在长安城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却没有食物来源，于是就开始吃人肉，把城里面的人都吃光了，就向围城的官兵买。官兵从山里抓来老百姓，卖给黄巢的队伍当饭吃。这样官兵不用拼命，就能得钱无算。这一段历史，当朝者当然想要从人们的记忆中永久抹去，端己后来担心因此诗招祸，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