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第2/6页）

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序》）

王巩《随手杂录》一书，记载了东坡亲口跟他讲的故事：

子瞻为学士，一日锁院（翰林院下班后） ，召至内东门小殿。时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对（当面接受皇帝的旨意） ，授以除目（除授官吏的文书） 院 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

（以上是除目的内容，对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三人的人事任命。）承旨毕，宣仁 （宋神宗之母高太后）忽谓：“官家 （皇帝）在此。” 子瞻曰：“适已起居矣 （问候过皇帝起居了）。” 宣仁曰：“有一事要问内翰。前年任何官职？” 子瞻曰：“汝州团练副使。”“ 今为何官？” 曰：“ 备员翰林充学士。” 曰：“何以至此？” 子瞻曰：“ 遭遇陛下 （指宣仁太后）。” 曰：“不关老身事。” 子瞻曰：“必是出自官家？” 曰：“亦不关官家事。” 子瞻曰：“岂大臣荐论耶？” 曰：“亦不关大臣事。” 子瞻惊曰：“臣虽无状，必不别有干请 （干谒请托）。” 曰：“ 久待要学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 ‘此苏轼文字也。 ’神宗忽时而称之，曰： ‘奇才，奇才！ ’但未及用学士而上仙耳。” 子瞻哭失声。宣仁与上左右皆泣，已而赐坐吃茶，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 子瞻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

宋神宗去世后，哲宗年幼，由祖母宣仁太后代摄政事，宣仁宽政简民，废除了祸国殃民的新法，北宋朝政终于短暂地回到正轨，而东坡也结束了他的贬谪生涯，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士。史称“ 女中尧舜” 的宣仁与东坡的这番问答，如絮絮家常，却备见君臣遇合的深情。我最感动的是“ 子瞻哭失声”五字，那种发自内心的忠荩，受一恩而终身不忘的忠厚，让千载之下的我读来，心头犹然大热。

这是一位极聪明而又极忠厚的至诚君子。须知聪明和忠厚，往往很难并存，太聪明的人，往往刻薄，忠厚的人，又多有钝根。像东坡那样，才华绝代，却又遇人温厚，哪怕对方只有片善可取，就恨不得与之倾尽城府，终生不改赤子之心，实在太难得了！他有极强的人格魅力，深为士大夫所爱。临淮名士杜子师，在东坡被贬到“天涯海角” 的海南儋州时，准备卖掉全部家产，举家搬去儋州与东坡做邻居，因为东坡获得特赦放还回内陆，其事才作罢论。更早的时候，东坡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有一高安人赵生，沦为乞丐，而志气不堕，致信东坡求见，东坡也赏其文采，与之会面倾谈，赵生立即被东坡那种怡乐平易的风度所倾倒，相与晨夕讨论，留住半年不去。东坡离开黄州北上，赵生一直跟到兴国县境，方才依依作别。

东坡博闻强识，口才便给，天性又幽默，时能妙语解颐。他的朋友刘贡父，晚年患风病，须眉尽脱，鼻梁也差点断了，有一次几位朋友一起饮酒，事先约定大家各取古人诗句，互相嘲讽，东坡就开起刘贡父的玩笑：“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这是改了汉高祖刘邦《大风歌》的原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弄得刘贡父哭笑不得。现代人认为，取笑别人的生理缺陷，是非常下流的行径，但须知东坡与贡父本系知交，开得起这样的玩笑，又在事先确立了游戏规则，以古人诗句相戏，这样，玩笑的重点就不在对方的生理缺陷，而在古人诗句与所嘲谑的对象是否吻合，实在未可厚非。古人把这样的玩笑称作“ 雅谑”，善雅谑者，内心必定光明澄澈，与今天某些艺人嘲讽别人的生理缺陷以换取廉价的笑声，有本质的不同。

东坡的人格魅力，还体现在他的旷达洒脱，安于出处。他生在和怡喜乐的积善之家，天性得以毫无拗折地生长。祖父苏序育有三子，大儿苏澹、中儿苏涣都很早中了进士，唯有三儿苏洵，也就是东坡的父亲，到二十多岁还不爱读书。苏序却从来不强迫苏洵进学，结果苏洵二十七岁上忽而心智大开，沉潜百家，综融诸子，终成文章大家。苏洵育儿，也是鼓励多，训诫少，他很早就发现了两个儿子性情的特点——长子太聪明，次子太执着，遂作文《名二子说》，以为规诫。东坡名轼，轼是车前的横木，同车子的其他部件相比，轼似乎只是可有可无的装饰，然而车没有轼，却不能称其为一辆完整的车子，苏洵担心这个儿子太过聪明，易遭人嫉恨，所以希望他懂得外饰；次子名辙，辙是车轮印，苏洵认为，天下之车，无不遵辙而行，衡定车功，不及于辙，但车子倾倒，马匹僵毙，也没有人会怪车辙，他希望小儿子善处乎祸福之间。

这是一个崇尚自由，没有专横的家长习气，而又书香浓郁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人格很难不完备。自小，东坡受父亲影响，研习贾谊、陆贽的文章，希望经世济国，又作《易传》《论语说》《书传》，对儒学有了较精深的研习。中岁以还，名场阅历，多经坎坷，读《庄子》，以为先得其心。在宦途迭经起落之后，他深契于庄子“ 齐物” 的思想，并由此获得内心的安宁。晚年更参禅理，这帮助他更好地消解了痛苦。然而，也正因为他善于自我排解，其诗词始终不能臻于“ 以血写就”的至境。

东坡有一首《沁园春》，词中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 的述志之语，他的人生，更是实践了他所倾心的蒙庄齐物之旨。晚年的东坡，和苏辙一同被贬，他俩在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路边有卖切面的，便买来同食。路边小摊所制，粗恶难以下咽，苏辙又当迁谪，心情不好，哪里吃得下去，于是放下筷子，不停地唉声叹气，而东坡早就把一碗切面吃得罄尽。吃完后，他慢悠悠地对苏辙说：九三郎，你还要慢慢咀嚼它的味道吗？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苏氏家族，人丁繁盛，自同一曾祖父算起，东坡排九十二，苏辙排九十三，故东坡称苏辙作九三郎。） 东坡的学生秦观，听说了这件事，感慨地说：这就跟先生喝酒一样。先生喝酒，不过是喝一种能让人醉的液体罢了。

东坡对人对事，是如此和易宽容，这样的人，本来应该福慧双全，一帆风顺才对。然而不然。“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的后半生大都在贬谪中度过，他的人生，是千古才人最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悲剧。如果说其他文士的运蹇多故，泰半是因为性情的缺陷，东坡的悲剧，却是因为他性情太完美，不能见容于污浊的官场。他是真正实践了孔子中庸理想的士子，然而从古以来，在任何社会，能如鱼得水的都是无原则、无廉耻的乡愿之徒，却不是“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的真中庸。苏辙称东坡“刚而塞”，意即原则问题绝无变通余地，这是东坡最为人忽视的人格精神，也正是这种刚塞有守、九死不悔的人格，决定了他一生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