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说苏东坡（第4/6页）

东坡的这次外放，首先是因为他触迕了宰相司马光。这位编有《资治通鉴》的大学者，本来应该明白广开言路方能长保太平的道理，可是，权力让他头脑发昏，他一心只想尽废新法，却不知新法亦非百无一是，东坡比他看得深，也因此触怒了司马光，于是一团火气就向东坡发作。东坡却心平气和，对司马光讲：您亲口跟我讲过，当初韩琦做陕西大帅，您做谏官，与韩琦起了争执，韩琦很不高兴，您也无所顾虑，现在我跟您提意见，却不许我把话讲完，难道是因为做了宰相的缘故吗？司马光哑口无言，只好干笑几声，把场面混过去。然而至此，司马光就有了把东坡逐出都城之心，只是因为他不久病卒，才未及对东坡下手。

但旧党中那些希合求进的小人，对东坡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东坡的正直无私，更映衬出他们内心的阴暗卑琐，于是有人旧账重提，又拿乌台诗案说事，诬蔑东坡诽谤朝政；有人说神宗驾崩，东坡不知悲哀，反而诗里出现“ 闻好语” 这样大逆不道的话，罪该万死，幸好此诗刻石时日俱明，东坡又逃过一劫。

为什么无论支持变法的新党，还是反对变法的旧党，都不能容忍东坡呢？元祐 七年，东坡守扬州，从扬州教授任上离职的曾旼 ，到真州（今江苏仪征） 看望曾经权倾一时的新党人物吕惠卿。吕惠卿早年逢迎王安石，后来却出卖王安石上位，他之被贬，东坡兄弟很出了一些力，所以特别恨苏氏兄弟。知道曾旼 从扬州来，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吕惠卿问：你认为东坡是什么样的人？

曾旼 道：东坡是个聪明人。

吕惠卿怒道：尧聪明吗？舜聪明吗？禹聪明吗？——意思是尧、舜、禹才是真聪明，东坡也配？

曾旼 回答道：不是这三人的聪明，但也是一种聪明。

吕惠卿开始语带讥刺：你夸他聪明，这位聪明人他学的是哪一路学问啊？

曾旼 依然老老实实地道：他学的是孟子。

吕惠卿更加愤恨，咆哮道：你这是什么话！

曾旼 却神色不动，淡淡道：孟子的名言是以民为重，社稷次之，我就凭着这一点，知道东坡是学孟子的。

此言一出，吕惠卿如饮喑药，默然失声，再难反驳。东坡一生政见，只视其利于百姓否，只争是非，不论利害，而政治却要讲利害、讲平衡，这是东坡半生贬谪，不得骋志的根源所在。

宣仁皇后摄政期间，东坡虽时时要提防小人们的暗箭，总算能稍展所长。他直做到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这是他一生中做到的最高官职，苏辙祭文称他为先兄端明，即以此也。这期间，东坡卷入了著名的“ 元祐 党争”，他那自由的、活泼的性情，与河南伊川人程颐刻板方正的性情截然对立，由性情的、学术的不相洽而至于互不相能。东坡兄弟是所谓的蜀党，程颐辈则是洛党，另尚有承继已病故的司马光法统的朔党，以刘挚为首。三派相持不下，彼此争权。直至元祐 八年（1093）哲宗亲政，重行新法，旧党遭斥，元祐 党争才停止。

元祐 党争，是反对新法的旧党内部的意气之争、学术之争，三派鼎峙，形成了微妙的政治平衡。宋徽宗登极后，延续哲宗崇奉新法的政治路线，继续打压旧党。崇宁四年（1105），徽宗给元祐 党人定性，叫作“ 元祐 害政之臣”，由宰相蔡京书写司马光以下三百零九人的名单，颁之州县立碑，谓之“ 元祐 党籍碑”，凡列为党人的，其子孙不得留京师，不得参加科举，碑上列名而未过世者，一律永不录用。元祐 党籍碑分文臣、武臣、内臣、为臣不忠曾任宰臣四个部分，文臣中又分曾任宰臣执政官、曾任待制以上官、余官三类，文臣第二类以东坡居首，他的学生和终生知己秦观，则在第三类余官名单中傲居榜首。不过，徽宗和蔡京没有想到的是，到了南宗初年，元祐 党人获得平反，改称“ 元祐 忠贤”，凡是列名元祐 党人的后代，莫不以其祖曾入党人而自夸，且根据蔡京原碑拓本，重新摹刻。

很多人读史至元祐 党争，都会感慨，东坡和伊川，都是难得的贤士，却因意气相争不下。其实，东坡与伊川固然在性情上、对儒学的理解上殊多歧异，党争能相持多年，实在是摄政的宣仁太后有意放任、高明地挑拨的结果。这是最高统治者的权术，是御下治人的绝顶法门，无论蜀、洛、朔党，都不过是太后手中的棋子罢了。明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剥除东坡与伊川相争的政治因素，而专从性情、学术上着眼，更深刻地理解东坡的性情。

东坡与伊川的矛盾，从司马光逝世时开始公开化。司马光逝世，伊川是朝廷委任的主丧官，当天皇帝率领群臣到明堂祭祀，群臣因此不能第一时间到司马家中吊唁。明堂祭祀是吉庆之礼，礼成后东坡、苏辙赶去司马家哭拜，途遇同僚朱光庭，东坡很奇怪，问：公掞 （朱光庭的字） 兄，你去司马温公家吊唁，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光庭道：伊川先生说庆吊不同日，不让我前往。二苏听说后，怅然返家，向人言伊川是“鏖糟陂里叔孙通”，自此常常讥刺伊川。鏖糟陂，是汴京城南的杂草坡；鏖糟，是肮脏不洁之意。叔孙通原是秦博士，后为汉高祖制定礼仪。二苏以为礼乐不当一成不变，称伊川为“鏖糟陂里叔孙通”，是说伊川只算得上是乡野间的村夫子，村里人婚丧嫁娶，去主持一下还行，发挥儒门大义，就力有未逮了。

又有一次，恰逢国忌，大臣在相国寺祷祝，伊川要求大家一同食素。东坡诘问伊川：你程正叔（伊川的字） 又不信佛，吃什么素？伊川答道：礼经有云，居丧不饮酒食肉。忌日，是居丧的延续，当然也不该饮酒食肉。忌日食素，此前并无这样的传统，东坡觉得伊川未免小题大做，一面叫人准备肉菜，一面引汉太尉周勃准备剿灭吕后一族时对三军将士讲的名言：“为刘氏者左袒。”要求大家站好阵营。于是范淳夫辈食素，秦观、黄庭坚辈食肉，洛、蜀两党，营垒分明，成为元祐 党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川所谓庆吊不同日，固然出诸礼经，但未免拘执，不近人情。他不明白，礼是为了导节人情，比礼更重要的是人心的诚，孔子固云：“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至于据礼经更进一步发挥，要求忌日食素，更无必要。东坡兄弟与伊川的分别，是鸢飞鱼跃的诗性生命与壁立千仞的哲学生命的分别，是自由奔放的上智人格与苦修常参的中人人格的分别。我们只要看一看程朱理学盛行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解衣磅礴的大时代，自徽宗宣和以后，中国文化就一直走下坡路，便会更加感叹东坡自由活泼的精神气质的可贵。由伊川到考亭（朱熹） ，这一脉的学问适合社会占多数的中人，却必然会束缚上智天才的发展。中才之士，固然需要哲学家以礼规范其行为，但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给诗性生命留下空间，整个社会就会愈来愈板滞，不再有创造力，偶尔有奇伟之士出现，也会很快被死气沉沉的社会所吞噬。太白、东坡以后，再无太白、东坡，理学盛行，大抵是不能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