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生活与想象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母亲说，我生父是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是一个以好逸恶劳、损人利己为荣的人。这个无所事事油腔滑调的二流子时刻都在磨刀霍霍，翻着变天账准备反攻倒算。长安，那是封建王朝的国都，他把我命名为长安，是包藏着不可告人的野心。幸好党和国家发现了他的阴谋，在我五岁那年坚决果断地镇压了他。

母亲说这番话时已经老了，坐在一把有年头的竹篾藤椅上，像一枚干瘪的枣核。这种没有被时间磨掉的恨让她的脸更显得衰老不堪。阳光照着她鬓角的白发，照得发亮。母亲把玩着一面塑料柄的三棱镜。这种小孩子的玩具可以把阳光分解。我坐在母亲身边，看着她皱皱巴巴的手，以及在三棱镜下呈现的红橙黄绿，想象着生父的模样。母亲在看我时，眼里有一丝或许她自己也难以觉察的憎恨。也许是因为遗传基因让我与生父拥有一张几乎一模一样的脸，也许是因为其他。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人生路上摔了一大跤，鼻青眼肿，赋闲在家。我不清楚母亲为什么突然提起生父。也许，母亲意识到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又或许还是因为其他。血液里有热热的东西在跳，滚滚红尘有着太多令人难以捉摸的“也许”，它们是要把心脏小口小口吃掉的兽。

在有阳光里的地方坐久了，就要有一种身体渐被分解融化的感觉。墙壁外有孩子们的欢笑。风带来了几张纸屑，它们翩翩起舞，落于母亲头上。我替母亲拈掉。母亲又看了我一眼，转过话题。那是母亲在我成人后唯一一次对我提及生父。母亲是试图用这些谎言掩饰什么吗？或者说，母亲之所以要使用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词汇，是为了让确信自己当年的正确，以减轻内心深处的不安么？

五岁的我对世事已有初步认识。我很奇怪母亲与生父之间的仇恨。仇恨这么大，还要把我制造出来，你日日打，他夜夜骂，以为我是打不坏的人肉沙包啊。幸好这种情况在母亲嫁了继父后得到改善，我的名字也理所当然地改为李国安——继父仍然姓李，是货车司机，一个膀阔腰圆外貌粗鲁内心精明的家伙。他与我母亲恩恩爱爱过了三十年。九十年代初，他们在同一年相继告别人世。我在母亲的箱子底发现一个用绸缎布包裹的匣子。里面有五本日记。是母亲的手迹，字迹娟秀，还算新鲜。应该是母亲在年老后写下的回忆录。里面有母亲的秘密。我的生父并非是被国家镇压的，是母亲在他酒醉后，把他推出窗户。母亲骗了我四十年。但我原谅她。我的生父不仅打我，更以殴打我母亲为乐，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是两个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何况，母亲已经用这样隐晦曲折的方式向我坦白了她的苦痛。

母亲出身贫民，吃的是腌菜萝卜，长得却好。眉清目秀五官端庄等词儿搁在还是少女的她身上就太平庸了。反正我生父，那位见惯美女的公子哥儿立刻爱上她。我母亲大义凛然地拒绝。姑娘们爱的是从抗美援朝战场上下来经过铁与火考验的军人。母亲其时在与一位退伍军人谈恋爱，每天从厂里下班后，与那位英俊的他各自走在马路两端，心里充满对生活美好的憧憬，又怎么可能被这些没人“人生理想”的甜言蜜语所欺骗？生父不死心，整日跟在母亲身后，终于等来机会。一个雨后黄昏，明眸皓齿的母亲撑着伞去外面散步，很不合时宜地搞了一次小布尔乔亚情调，结果搞出祸事。在过一座偏僻的桥，被小流氓拦住调戏（我对母亲的措词深表怀疑。那可能只是一个马路求爱者。他的行为，若是搁置于现在的语境，恐怕只能定性为登徒子式的性骚扰）。中间发生了什么，母亲没说。可能是雨天湿滑小流氓不小心掉下桥，可能是小流氓一时激动要跳桥表决心，还可能是母亲在激烈的反抗中把小流氓搡下桥。母亲在这里用的是春秋笔法，笔下并无憾意，只依稀残存有昔日的惊慌。大水淹没了那个年轻人。母亲失魂落魄地回了家。跟在后面的生父看到这一幕，便以不容分说的强硬姿态，走入母亲的生活。因为生父的要胁，母亲不得不忍辱屈从，与最可爱的人分了手。母亲写到这里的笔迹发了抖，纸上还洇有一摊摊泪痕。日记里夹有母亲年轻时的一张相片。母亲美得像丝绸一样。

一个得意猖狂的精子与一个郁闷悲伤的卵子结合了。我来到人世。母亲当然不会给我好脸色。母亲给我哺乳时，恶狠狠地把乳房塞入我嘴里。若我咬痛她，她便一个耳光打过来。我若是呛了，她宁愿把乳汁挤在地上，也不愿意用它们来喂饱我，任凭我饿得在地上翻跟斗。三个月后，母亲拒绝再给我哺乳。邻居看不过眼，说没见过做妈的有这样心狠的。我才得以有一口稀饭吃。那是什么样的稀饭啊!不要说插一根筷子不倒，拿来当镜子也嫌光亮。我懵懵懂懂地生活在这个不欢迎我的世界里，体重不比一只猫重多少。因为捡到一粒用糖纸包裹的石子儿，便急不可待地把它塞入嗓子眼，哽住了，两眼翻白。母亲看了我一眼，当没看见，径直进屋。醉熏熏的生父跟进门，大怒，拽住母亲的头发，提起膝盖猛撞。我都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们还打得欢。我把手指伸入嘴里胡乱地抠，哪抠得出来？手指太短了。我摸起地上的一根细树叉，往喉咙里戳。老天垂怜。那粒石子儿竟然被我这样撬出嘴。我吐出满口的血。被生父打得鼻青眼肿的母亲飞来一脚，说我这个畜生，为什么还要活在世上丢人现眼？母亲嚎啕大哭。我手足无措，心里被猫抓了一样难受。那时的我又怎么能理解这些大人的恩怨？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成了畜生。

我离家出走了。也谈不上离家出走，不过是想找一个看不到他们的地方。我去了县汽车站，在破烂的长条椅上躺了一晚，等天色蒙蒙亮，睁开眼，看见一张短头发女人嫣然的脸。女人问我爸妈在哪。我说他们在家里打架。几个大人嗤嗤发笑。好像我说的是笑话。一个王八蛋还插上一句，“是不是你妈在下面，你爸在上面？”我扑过去，试图从王八蛋手臂上咬下一块肉。女人拦住我，把我送回家。她是好人。可好人没好报。这怨我。我不该再去找她。我知道她是县医院的医生，就找到她的集体宿舍，没事坐在门口用苍蝇喂蚂蚁，用树枝拨蚯蚓，或者拿块瓦片在地上勾勒各种疯癫癫的图案。我也画她的大眼睛与短头发。

我喜欢女医生。她住的小屋墙壁上有一幅非常大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