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二

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翻白眼。

一九九三年，那个纤弱单薄老躲在灰色中山装背后的诗人顾城死了。他还杀死了他的妻子。我在陪陈映真、李君强逛夜市的时候，在地摊上看到顾城的《英儿》，每本五块钱。我买了一本，翻了几页，随手扔进路边的垃圾筒。我为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一丝脆弱感到诧异。很快，这诧异也被我忘掉了。我的目光甚至也没有在禹作敏入狱事件上多作停留，直接落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宏观调控；二是修宪。前者意味着银根缩紧，许多基建项目要下马，极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多诺米骨牌效应。直接关系到交通局正在进行中的诸多工程。后者说明了中央的决心，这经济改革是不会像九零年初再走回头路天天喊反对和平演变了。改革已纳入“市场经济”这条轨道，那种敢打敢冲的草莽英雄恐怕再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条轨道的碰撞中找到生存空间。

我在交通局推行了一系列温和的改革，具体措施就不谈了。总之，既要高举改革这面旗帜，并通过改革为自己的那个关系网注入更多的能量，同时保持跟整个官僚阶层在当下的道德标准与利益取舍保持一致。这很难，如履薄冰。但是值得的。我已在冰面上行走，整天还开着一辆奥迪，而那数万万人还在冰下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苦苦挣扎。只是那时已完全沦落为“政治人”的我已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以交通局局长为跳板，跳上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已忘了我做官的初衷。做官本身成了目的。不仅我是这样的，陈映真也差不多，不知从哪天开始，陈映真的主要精力十有七八是放在家庭上，放在我与李君强身上。我的发型、服饰，以及前几年累出来的胃溃疡都是她每天关心的话题。我得说，我们在路上偶遇上乞丐时，会施舍上一点钱，但我再也不会像遇上陈映真时那样，省下自己的午餐，并且弯下腰，放下馒头。

今天的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这种转变。我无意替自己澄清什么。我只想弄清自己的这一生。在进党校之前，我是一种人；进党校之后，我是另一种人。是党校改变了我吗？不是的。是我改变了自己。一个人的思想绝对受社会环境所左右。生活是一个黑洞，若想不被它吞噬，除非内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还得被视为怪人、奇人。尤其是官场，它有特别的话语系统，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把人改变成两种生物，对上是狗；对下是狼。且只是这两种生物。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大家都对官场的元规则、潜规则心照不宣，并不需要某小吏送上一张“护官符”来提醒自己。

我与杨成艳在床上讨论过这些问题。她枕头旁边放着一本英国人写的《帕金森定律》，某页的书眉上有一段圆珠笔的字迹：“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如果说这世上有真理，这就是真理。这是大脑皮层嗅觉中枢的一种疲劳现象，也是嗅觉中枢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科学是值得尊重的。从这个角度说，不管干什么，都不能只是一拨人。再能干的人，到了一定时间，都得把他请下台。用管理学上的一句名言说：任何人都将被提拔到他所不能胜任的位置。把他请下台，不仅是减少损失，也是免得他出洋相。为有源头活水来，官场才能保持清洁的活力。”世上的事哪有这样简单啊。我笑笑没吭声，把书扔下，只是更深地进入她体内。

七月份，我把远在海南的李国泰的人事关系调进市财政局。这并不需要我继父那样的洞察力。我的判断很简单：公务员是一种稀缺资源。官吏从来都是中国生态图上高居金字塔尖的少数人。十月一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公务员制度开始走上实际操作的轨道。从此，公务员“凡进必考”，且得通过市委常委会议研究。

这年，岳父退居二线，一退到底。我跑去跟岳父下棋，安慰他那颗失重的心。这老头倒活得通达，见我来，也不再故作高深，只是每盘棋必把我杀得大败，像老顽童一样得意，说让我知道天高地厚。我怕老人寂寞，与陈映真商量，想到老头接到市里来。老头不肯，说，“我自乐在逍遥”。也就由得他去了。岳父这个时候才肯把拿出他原来的资源，隔三差五，打电话叫我到省里去，带着我去拜访一些老同志，包括那位曾经贵为封疆大吏如今退居两线的省长。我很想骂娘。退下来，虽说还能顶点用，可说话办事哪有在台上灵光啊。

可能有人会说，我才不要看你这些流水账。我要看荆楚大地的张二江与一百零八位女将的性交姿势，或者是刘波副市长在柳下惠的故乡与电台女主播“隔门夜谈”的奇闻，又或者是贵州遵义唐荣光一百四十位情妇的野史记。

我只说惭愧了。这些人，有没有？有。数量少不少？不少。市水利局的某副局长，当初低三下四跟龟孙子似的，把原水利局老局长的千金骗到手，从乡水利站一路提拔到今天这位置。这一翻身可不得了，喝洋酒穿名牌，包二奶泡小蜜，一喝醉，就四处炫耀他搞了几个女人。男人做了官搞女人也本正常，就没见过他这样猖狂的，见到稍有姿色的女下属即动手动脚，黄段子一个接一个，还美其名曰，贴近群众。老局长死了，他连去都没去，在牌桌上鏊战正酣。老娘死了，他带着情妇在度假山庄钓鱼。那报信的人是他亲戚，见他没动静，急了眼，说，“你娘死了。”他怨别人一嗓子吓掉了鱼，回头破口大骂，“我娘死了，又不是你娘死了。你急个屁啊。”要说这人有点能耐也成，连老婆与情妇的关系都摆不平。老婆带着几个人把他的那情妇在大街上拦住，扒光衣服，又高举一本账到纪委检举。纪委的同志一看，这不抓，都对不起他。上面详细记载了他的贪污受贿的明细。这都比猪还蠢。气得给他送过钱的人都说自己瞎了眼。

“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每年因为没处理好这种关系进去的官员都有几个。但我得说，这并非主流。至少在九十年代初。包二奶养情妇是整个官僚阶层的忌讳。若行为不够检点，还会被哄传为全市的笑话。陈映真给我讲她局里的趣闻。一个老局长，五十来岁，是副局长，特别懂得审美。每天早上泡杯茶，有事没事把一些女同志喊到办公室里谈心。女同志知道他这种爱好，懒得睬他。真有事，让他来自己办公室里说。新调来一位女同志，长得美，结果遭罪了，隔三差五得进屋听老头儿唠叨。女同志烦啊，自己手头上还有一堆活，就问同事，这老头是否有毛病？同事们掩口窃笑。女同志明白了。她能进财政局自然不是一盏省油灯。过几天，老局长又把她喊进屋。她去了，有备而来，怀里揣着一个小型录音机，进屋抛去几个媚眼。老局长的骨头酥了半边，以为郎有情妾有意，五十多岁的老头像十八岁的小伙子那样开始说让人脸红耳热的话，自个嘀咕了几分钟，女同志再问，“有什么事”。老局长含笑说道，“没什么事，就看看你。”女同志把脸一板，接着话荏骂开了，“看什么看？回家看你妈去。儿还不嫌母丑呢。”老局长瞠目结舌。事情还没完，这泼辣货把磁带塞进录音机在局办公室当众一放，大出英雌们的闷气，老局长那个臊得慌，朱颜顿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