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1 克莱尔（第2/4页）

“克莱尔，”妈妈在身后喊我，“你不能再这样了！”

“看看我。”我不是对她说，而是对雨说。我感觉，嘴唇和舌头上都是小雨滴。

“克莱尔，求你了！”我隐约听见她的叫声，可还是继续走。我要让她看看，让他们所有人看看，尤其让不准我开车的人看看，我还会走路，我还他妈的能走路！我还没忘记怎么走路。我要走到路尽头，走到与另一条路的交叉口，然后拐回来。我会像韩塞尔(1)顺着留下的面包屑找路一样。我不会走远。我只做一件事：走到路尽头，转身，回来。可是，天越来越黑了。周围的房子看起来都一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整齐的半独立式住宅。路的尽头也不像我想的那么近。

我停下来一会儿，感觉冰凉的雨滴像针一样，扎在我头上。我转过身，妈妈没在我身后，她没跟上我。我以为她会跟上来，可是她没有。街上空荡荡的。我走到路尽头了吗？已经拐回来了吗？我不确定。我一直在朝哪个方向走？我现在是往外走，还是往回走？我要去哪里？路两边的房子看起来完全一样。我静静地站着，刚离家不超过两分钟，我已经不知道在哪儿了。一辆车从我身边开过，冰冷的雨水溅在我腿上。我没带电话。不过无所谓，我也不是每次都记得怎么用电话。况且我也忘记号码了。虽然如果让我看见，我能知道那些是号码，但我还是对不上哪个数字是哪个，以及它们的顺序。不过，我还能走路。于是，我跟着溅湿我的那辆车往前走。也许会有一个标志。一看见我家，我就能认出来。因为，我家的窗帘是亮红色的丝绸，在灯光的映衬下会发红光。要记住：我家正面挂着亮红色的窗帘，一个邻居曾说过那样显得我很“散漫”。我会记住亮红色的窗帘。我很快就到家了。一切都会没事的。

在医院看病时，其实不是很顺利。格雷戈想去，可我让他去把温室建好。我告诉他，不管医生说什么，抵押贷款一分也不会少，我们照样得养活孩子。我不让他去，这让他很受伤。但是，他不了解，我已经猜不透他脸上的表情，也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我知道，要是带妈妈过去，她会把心里的想法都说出来，那样更好，总比听到坏消息，怀疑丈夫是不是后悔要好——他会不会后悔看上你；他会不会后悔世界上那么多人，他偏偏选择了你。所以，当医生让我坐下来，参加下一轮检查时，我并非处在最佳的精神状态——当然这里是一语双关。而他们之所以让我做这些检查是因为，病情的恶化比他们想象中快多了。

我不记得医生的名字了，因为名字很长，音节太多，我觉得很可笑。当我和妈妈坐在那儿，等他看完屏幕上的记录，宣布坏消息时，我提到了这一点，不过没人觉得好笑。绞刑架下的幽默，似乎也得分时间和地点。

雨越下越急，越下越大。我真希望出来时穿的是外套。过了一会儿，周围的路看起来都一样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下的半独立式住宅，一排又一排，分布在街道两侧。我在找窗帘，对吧？什么颜色的？

我转个弯，看到一小排商店，停了下来。我出来喝过咖啡，然后呢？一个周六的上午，我和格雷戈、埃丝特来过这里，点了巧克力面包和咖啡。可是，现在天黑了，天气冰冷潮湿。我似乎没穿外套。我看看自己的手，我没牵埃丝特的手。我抱紧双臂，抱了一会儿，担心我忘了她。可是，我一开始就没带她。要是我一开始带着她，我应该会拿着她的猴子玩具。她总是要带猴子玩具出来，可自己又不拿。于是，我来这里喝咖啡了。我现在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了，真不错。

我穿过马路，走进咖啡厅，一股热流袭来，让我透凉的身体因为突然的温暖打了个激灵。进门时，人们都抬头看我。我猜，我的样子一定糟糕透了，头发肯定全都贴在脸上。

我在餐台等着，意识到身体还在瑟瑟发抖。我一定是忘记穿外套了。我多希望，我能想起为什么出来喝咖啡。是要见某个人吗？是格雷戈吗？我有时和格雷戈、埃丝特来吃巧克力面包。

“你没事吧，亲爱的？”一个和凯特琳年纪相仿的女孩问我。她在朝我微笑，所以，我或许认识她。又或许，她只是想表示友好。我左边坐着一位妇女，她把身边的婴儿车推了推，离我远了点。我一定看起来很奇怪，就像刚从湖里爬出来的女人。他们以前没见过浑身湿透的人吗？

“咖啡，谢谢。”我说。我觉得牛仔裤口袋里有零钱，就用手抓出来。我不记得这里的咖啡要多少钱。我看向餐台上方的餐牌，我知道那里有价钱。可这时，我糊涂了。我展开手里的硬币，拿给店员。

女孩皱起鼻子，好像我碰过的钱很脏一样。我现在感觉很冷，很孤独。我想告诉她，我为什么犹豫，但我说不出来——我说不好。要把我的想法大声说出来比较难。我不敢跟不认识的人说一句话。万一我说出什么荒唐话，他们会把我带走关起来。到那时候，我可能已经忘了自己叫什么……

我朝门口看了一眼。这间咖啡厅在哪儿？我和妈妈去医院，我们见了医生，叫什么来着，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我只是觉得很好笑。现在，我来到这儿。可我想不起来为什么来这儿，甚至不知道这是哪儿。我打了个寒战，拿走了咖啡和女孩留在餐台上的棕色硬币。然后，我坐下来，静静地呆着。我感觉，如果我突然移动，就可能落入陷阱。有什么东西会伤害我，或者我会从哪儿掉下去。我静静地坐着，集中精力想我为什么来这儿，到底该怎么离开。还有，我要去哪里。我回忆起一些片段——碎片代表着零碎的信息，我必须学会解码。我周围的世界都化成了碎片。

据我所知，治疗对我没效果，这很正常。药物对我起作用的几率，就像抛硬币猜头像：好坏都是50％。但是，所有人都希望，治疗能对我起作用。因为我那么年轻，因为我有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只有三岁，要有人来收拾残局。他们都希望，治疗会对我有用，比对任何人都有用——即使那位名字很长又很难拼的医生——也认为有可能会这样。我也希望能破天荒地出现奇迹，改变一切。在所有人中间，似乎命运或上帝应该考虑我的特殊情况，给我一些特赦。可是，命运或上帝没有那么做：无论是哪一个，都做得恰好相反，狠狠地嘲笑了我一番。或许，这本来就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也许这只是一起跨越千年的血统事故，正好选中我承担后果。我病情的恶化速度，比任何人想象中都快。都是这些“小栓子”搞的鬼，这个词我记得很清楚。可是，咖啡里用来搅拌的金属棒，我却不知道叫什么。不过，“栓子”这个词很美，发音美妙，还有韵律。我脑袋里爆发了小血栓。它跟专家想的不一样，有一种新特征。它让我在世界上几乎独一无二。医院里的每个人都非常兴奋，虽然他们假装不兴奋。据我所知，每次冒出一个血栓时，我的脑袋里就有一些东西永远不见了——一段记忆、一张脸或一个词，就像我一样走丢了。我看看周围，感觉比刚才还冷。我意识到，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回家。我在这里，感觉神志健全，却又似乎离不开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