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丽芙·基特里奇（第3/3页）

“在去过的所有地方里，我最想要再回去的就是巴基斯坦。”母亲说，“但我觉得不可能了。杜普利和我其他在那里的朋友说，那里现在比阿富汗还要危险。不过我担心的不是被杀死。”母亲微笑着，“我只是觉得我可能已经不能再旅行了。看看再说吧，可能我还能再去一次伦敦或者是日内瓦。”她咬着下嘴唇，看起来很悲伤，又有点挫败。每当她忍耐痛苦或者走神的时候就会这样，然后闭上双眼。我只能静静地陪她坐着。

随着生日派对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母亲病得越来越严重。她告诉我自己需要服用多少止泻药，需要去多少次洗手间。我问她妮莎对此有没有什么建议，她说已经问过了，也试了妮莎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让肠胃缓和下来。母亲那周没心情看书，但正如我预料的，她确实很喜欢缪努丁的《其他房间，其他奇迹》。书的结尾有一篇《莉莉》，讲的是莉莉和穆拉德之间的婚姻问题。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这个故事，关于那段感情的粉碎，两个人都有责任，不过也让我们看到，即使双方社会地位相当，成长环境不同也能让婚姻陷入胶着。莉莉从生活节奏快的伊斯兰堡搬到穆拉德的农场后才发现两人生活上的疏离，而那不是她想要的。

“我觉得这是今年我们看过的最悲伤的故事了。”我说。

“我也这么认为。”母亲说，“没有一件事是好的，他们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最让人难过的是起初他们怀有多么大的希望，做了那么多计划。”

我们的谈话随后由巴基斯坦的故事转移到邻国阿富汗以及图书馆的进展上，目前已经细化到建筑图阶段了。我们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卫·罗德怎么样了，他仍然被阿富汗人挟持着，他的健康，身处的情况，甚至他是否还活着我们都一无所知。母亲说她一直在为大卫祈祷，每个晚上，无一例外，也一直在查看邮件，希望能得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

派对前一天，一束巨大的鲜花送到了家里——是母亲最后一届南丁格尔学校的学生们送的。在担任妇女委员会的总监之前，母亲曾经在南丁格尔任教，并曾担任管理人员。1990届的姑娘们一起送一个美丽无比的花束给母亲，附上卡片，感谢她为学生们所做的一切。

那是在母亲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眼泪。接着，她的脸上充满神采，似乎能够以良好的状态参加自己七十五岁的生日派对了。很快，客人们陆续到场。她站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在门口迎接每一位到来的客人，然后又与每一个人道晚安。她甚至还打破计划，喝了好几口香槟酒。其实那天晚上看起来更为虚弱的人是父亲——我突然间意识到，父亲承受了所有压力与担忧。

可能是肾上腺素，或是利他林、抗生素、花束，又或是房间里充满的意志力带来的能量，那天晚上的母亲比她在过去几个月看起来状态都要好，如果不曾认识她，你永远也不会想到这个女人由于胰腺癌已经经受了长达一年半的化疗，连医生都说常规治疗方法已经不再适用了。有位几年前妻子死于癌症的朋友在离开前对她说：“你一定累坏了。”

母亲没有回答。她只是微笑着说：“这是我最后的派对了。”

派对结束后，有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剩下太多三明治。最近几个月，母亲对于任何浪费都已经到了几近歇斯底里的地步，看着装满三明治的盘子就让她觉得悲伤。

我看见大卫和我的嫂子南茜轻声低语着，然后走向母亲，问她是否介意他们带一些三明治回家。

危机解除了。

第二天，我给母亲打电话时，她说昨晚是她过得最快乐的一晚，她的高烧也退了。

“高烧？”我不解地问。

“我当时不想让你们担心——其实我当时烧到了39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