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暴雨（第2/6页）

我回到家里，发现自己的体温飙到了102度。我意识到如此拼命地跑5000实在很傻，而我也看不出参加这种竞赛的益处了。我太执著于竞赛，而当地人甚至更有过之；无论情况有了多少改善，无可避免的，终究还是我和所有人对抗。我决定说，以后看比赛比参与比赛更为享受，而此后我再没参与过跑步比赛。

在那个学期里，我的健康状况逐步下降。有几次我发了烧，但主要的，我的身体发展出了一些慢性炎症，因为污染的关系，而我总是在用抗生素。这时间来得很怪，因为除了健康问题外，我对涪陵的生活却从未如此满意。我对这个城市的生活感到舒适了，而且我也开始结交了一些不说英语的朋友。我的中国生活在逐步发展，现在我觉得在第二年里，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即便我与廖老师上课的那种紧张氛围也大大舒缓了。似乎我们的鸦片战争让我们都彼此看清了对方，虽然有一些意见对立时的火花，但我们表达观点时的真诚态度，比观点的内容更重要。在某一程度上，我知道她的立场——她肯定怀疑外国人，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但她的态度足够开放，让她的怀疑清晰流露了出来。逐渐的，我将其看作一个友好的转变，相别于英文系的干部，他们总是微笑，待我也温和，然而从不放弃他们的防备心。廖老师至少足够尊重我，让我有机会瞥见她的观点，而我察觉到她对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一个外国人，不总是那么尊重中国，然而至少愿意谈论他的想法。我们的鸦片战争并不以输赢来结束；还不如说是溜过，溜走了，逐渐的，我享受起我的汉语课来。

但在同时，我的一部分开始磨损了，既有身体的，也有心理，我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暂时离开，摆脱生活在涪陵这种小地方的压力。亚当也是如此，随着这学期时间的推移，我们感觉到我们催促自己工作的方式过于严肃了。这个学期正好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后结束，在6月30日的午夜，在那之后，我们俩就可以自由了，去旅行，以及学汉语。

我首次察觉到香港回归的分量，是在第一学期，当时我让一个三年级班的同学去写下他们生活中最幸福的一天。大多数人的回应合乎我的预期——他们描绘了收到大学录取通知的那一天。唐诗从丰都一个特别穷的乡下来的学生，写道：

那天，我起得很早。一吃完早饭，我就跑去了邮局。我非常想看到我的入学通知书。邮递员看见我来了，向我喊道，“恭喜！这是你的录取书。”我把它从邮递员手里抓过来。我把它高高举过了头。我无意识地喊叫道，“我终于成功了！”那时，我流下了欢乐的泪水。这是我努力学习了十五年的成果。在那十五年里，我一直都非常努力。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希望能够走出乡下。只有我比城里人更努力学习才行。我没有辜负我的父母和亲戚的厚重期望。这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可以进大学，学到很多的知识。1994年的8月31日，我不会忘记你。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天。是我用汗，用血换来的。

大约四分之三的回答都是这类，而它们读起来让人愉快：我看到了教育如何改变了我的学生的生命，而我也是其中小小的一部分。但有两个学生的文章就不那么能启发我了，他们写到了还未发生的快乐的一天，那就是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他的英文名字叫PEACE（和平），写道：

我敢肯定，1997年的7月1日，将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在那一天，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高兴。因为1997年7月1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香港将在那一天回归中国，这显示了团结的巨大成就。我们都知道，香港回归祖国，以及中国行使国家主权，乃是坚定以及不容协商的。当然，那一天将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随着学期的进展，我感到震惊，这些政治课程，以及特别的集会，已经把香港的回归变成了我的学生们的个人事件。当然，我所教的课题跟中国的政治没有关系，但无可避免的，偶尔我们会漂向那个方向。在文学课上，我们学习了凯特卓别林的短篇故事“戴瑟瑞的宝宝”，那把我们带向了关于种族主义的讨论。我们谈到了黑人在美国的地位，还有种族间通婚的问题，而同学们问我，有没有针对华裔美国人的偏见与成见。我告诉他们，近来的成见，往往是说华裔美国人是太认真的学生，但我提到在十九世纪时，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赢弱的，没有竞争力的。

“为什么？”一个学生问道。

“哦，我想是因为鸦片战争的缘故，”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鸦片战争，”我说。“在那个时候，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外国要击败中国军队并不难。是以很多外国人都以为中国人是弱小的。当然，这种观点后来改变了，但在那时，这种偏见很是普遍。”

当我说的时候，教室里一片沉默，学生们都盯着课桌。在你打破一个禁忌的时候，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十五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他们在一个星期前也是如此，在另一个讨论中，关于种族主义的话题。当时我温和地说到，我认为种族主义与外国人恐惧症的问题，在所有地方都存在，即使在中国。

“在中国没有偏见，也没有种族主义，”温迪迅速回答道，我可以看出她被冒犯了。她是班中最好的学生之一，也是最爱国的。

“我不认为事情那么简单，”我说。“为什么当梅勒先生和我进城的时候，那些人经常对我们大叫？”

“他们是友好的，”温迪说。“他们只是想跟你们说话，但他们没受过教育。他们并不想对你们粗鲁。”

“有时孩子们会对我们扔东西，”我说。“那可并不友好。”

“他们只是孩子！”

“但他们的父母只是看着笑，不去做任何事情来阻止他们，”我说。“我并不想说那些事情有多么糟糕，但我不认为种族主义，以及对外国人做不好的事儿，这些行为仅在美国存在。这些问题在中国也需要改善。”

学生们低了下头，有一阵让人不舒服的沉默。我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谈的，很快，我将话题转回了“戴瑟瑞的宝宝”与美国的种族主义。身为外国老师，看到那些低下的头时，你得学会如何做出反应，而你学会的主要就是，不能从任何方面去批评中国。但是，当一周后我的引述又触发了同样的敏感时，我还是觉得惊讶。[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