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中国新年（第2/7页）

在新年的除夕，学生之家的一家邀请我去吃晚餐。那是全年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一个家庭团聚的传统时光——等同于美国的圣诞晚餐。黄小强早早关了店，我们一起走去他在插旗山脚下的房子。

黄凯现在两岁了，而他已经到达了开始害怕外国人的阶段。从起初，他经历了循环阶段；他先是个容易受惊吓的孩子，而有时他会跟我一起玩，有时又一看见我的脸就害怕。那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的反应——部分害怕，部分着迷。每当有一个外国人出现在电视上，黄凯会变得很兴奋，大叫“何伟！”他的父母说他常在家里说到我，然而，为了某些原因，那个冬天他害怕看到我本人。

我一抵达他们家，那孩子就开始哭起来。“他这样闹了有一个小时了，”他妈妈说。“我告诉他你会来，他就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抱歉，”我说。“如果我知道他不开心，我就不会来了。”

“不，那没关系的！他没事的——我会把他抱到另一间屋呆一会儿。”

我跟黄小强还有他父亲黄能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那似乎乃是多数中国人在春节时所做的——有两天里，他们尽可能多看电视。在第一年里，我布置了假期功课，让学生们写下他们在节日里干点什么，因为我对中国的传统感兴趣。第二年，我就不想再布置了。读到一个历史比圣诞节还悠久的节日中，庆祝活动被局限在了盯着电视上，实在叫人郁闷。

黄家的男人抽着烟。整齐排列的解放军在电视荧幕上迈步。我能听到黄凯在后面的屋子里哭，但他已平静些了。他的妈妈在和声细气对他说话，偶尔我听到她说起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士兵的走路样子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黄小强问

“不一样。”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那些士兵是美国的吗？”

他的儿子纠正他：“那些是英国士兵！”

“哦，他们走路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这样走。”黄能站起来，踩着重重的步子。他是一个小个头男人，四十九岁，而他有那种农民的结实体格。他迈步跨过客厅，膝盖抬得高高的。“那是你们美国人迈步的方式，对不？”

“多少算是。”

“我们觉得那很奇怪——在香港回归时，看起来很好笑！”

“在西方国家，我们不像你们那么走，我们觉得你们的样子很奇怪。它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知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们，因为打过仗，是吗？”

“是的。那就像你们中国人看日本人那样。”

“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喜欢日本人。”

“我知道。”

“他们在南京杀了很多中国人。而且他们也轰炸了你们美国。”

“是的。在夏威夷。”

“在中国，我们叫他们小鬼子，或者日本鬼子。你们在美国怎么叫日本人？”

“在战争期间，人们叫他们加普斯。”（JAPS）

黄能喜欢这个发音，他念了几遍：加-普斯，加-普斯。

“那是侮辱吗？”他问。

“是的。就和中国人说小鬼子一样。”

“所以你们美国人不喜欢日本人？”

“我想现在多数人都喜欢他们，至少不讨厌他们；我们也不再叫他们加普斯了。但在战争期间，美国人不喜欢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炸了你们美国。”

“对的。”

“然后你们把原子弹丢到日本去了。”

“是的，两次。”

“美国是第一个有原子弹的国家。”

“是的。”

“在科学上，你们美国是世界第一。所以你们是个超级大国！”黄能跟我竖起大拇指，回去看电视了。这是一次满意的谈话，叫他高兴；他是家里最年长的男人，他有责任让我宾至如归。在电视上，士兵们搞完了，现在是一次舞台秀，穿着紧绷的演出服的女孩在练呼啦圈。冯小芹带着黄凯回来了。他怯怯看着我，开始在房间一个远远的角落玩一辆玩具车。我不去看他，直到他偶尔把车子滚到我边上来。我会捡起玩具，而那小孩因为害怕退缩。我把车子推还给他，他害羞地转过身去。

王朝素，黄能的妻子，准备好了晚餐，我们所有人都坐下了。那里有好几道猪肉菜，全都很辣，还有豆腐，豆芽，一条从市场里买来的鱼。我们可以连吃三天还有余的（年年有余）。还有米，王朝素盛了一些到我碗里。

“我知道你喜欢把饭和菜一起吃！”她对我吼道。“那和我们中国人不同！我们喜欢后吃饭！”

王朝素对我说什么都是用吼的，和许多美国人碰到英语不好的外国人做的一样。她是全家里我最喜欢的一个，一个朴实，不识字的女人，只会说方言，而她有极佳的幽默感。她喜欢我总把自己称作“洋鬼子”，她也觉得亚当和我老是对新志愿者说谎很好玩。在秋天的时候，我告诉王朝素可以收桑尼与洛林五倍的价钱，就一碗普通的米粉，作为回报，我们会拿一半回扣，不去告诉他们两个受骗了。

“那不礼貌，”她说，很是吃惊。“他们刚来，我们不该骗他们。”

“谁在乎呢？”我说。“他们只是外国鬼子！而他们有那么多钱——他们两个都很富。”

“你骗人！我知道你在骗人！下次我要骗你！”那是我们之间的一个老笑话——每次我们去到店里，她就要说她将要怎么去狠狠骗骗外国鬼子。

她是个很好的厨师，春节的晚餐乃是绝佳。每过一阵，王朝素会吼道，“这菜不好吃！”而我会再次肯定她，说事实上相当完美，而她会盛多点到我碗里。“慢慢吃！”她吼道。

晚饭后，我们回到了沙发上，我跟黄凯一起玩。他已经不再害怕了，我们一起把车子滚前滚后，孩子笑着。他的父亲在看电视，而祖父坐在边上一把椅子上，仔细剪着白色，红色的纸巾，切成一条条，来做坟票，坟墓的装饰。坟票是长长窄窄的圆管，用白纸做的，中间有一条红色带子，细细的白线从尾部挂下来。明天新年了，一家人要回白涛，他们乡下的村子，在那儿他们要用坟票给祖先的坟墓装饰。

“我们要给我父亲上坟，”黄能说。“我通常一年至少去两次。他在解放后死的。”

我总觉得，这个词应该粘在黄能这样的人嘴里，难以说出，他获得的解放是父亲被共产党毙掉。但像我在涪陵认识的所有人一样，他用这个词没有一点讽刺的痕迹。我问他当时几岁。

“我十岁。”

“那很小。”

“在那个时候，我不懂得死是什么，”他说。“在十岁，你什么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