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中国新年（第3/7页）

他边做边笑着，剪着纸头。我把小车滚过他的孙子旁边，小孩追着车子，尖声大笑。

“你们圣诞节跟我们春节一样，是不是？”黄能问。

“多多少少。那是我们最重要的节日。”

“你们会在圣诞节给祖宗上坟么？”

“不，我们没有那个传统。多数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祖宗的坟在哪儿。这是一个移民国家，人们经常搬家。你看，我祖父母的坟不在我的家乡；他们在加州，那就像从这里去上海一样。我不能肯定我的其他祖先在哪儿——有些在意大利，有些在德国，还有一些爱尔兰，英格兰。”

“这么多国家！”

“多数美国人都是这样的。”

“你不可能在圣诞节去那么多地方上坟。想想要花多少钱！”

“肯定要花很多钱。欧洲离我的家乡很远。”

“好吧，”他说，“明天我们只要去白涛。坐汽车只要四块钱。”

我们全都坐在一起看电视。有一个电暖器来取暖，而男人们也用它来点烟。舞台秀比平常的要好。现在，这个节日并不令人压抑了，我跟这个家庭坐在一起，而不是从我学生的作文中读到它。我们闲聊着，开开玩笑，突然，冯小芹严肃起来。

“当你刚来的时候，”她说。“你会不会有时对中国人感到恶心？”

我被这个问题惊住了，不知道它从何而来。我问她是什么意思。

“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人很粗鲁，因为他们嘲笑你？”

再一次的，我不知如何回应——他们非常好意地请我来到他们家里，我们似乎离不愉快的事情非常遥远。其他人的注意力都在电视上，而我想最好还是谈点别的。

“不，”我说，“我觉得这儿的人很友善。”

“不，不，不，”她说，有点不耐烦。“好像有一次，你和梅致远在店里吃饭，有个女人在对你们两个大笑。”

梅致远是亚当的中文名字。我记得那次事件，一个小事——一个月前，一个卡拉OK的小姐笑过我们，嘲笑我们的汉语，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她说了不少话，而我们叫她闭嘴，管好自己的事儿。通常我们不会对那种嘲笑作出反应，然而我们把米粉店当作我们的地盘；人们没权利在那儿嘲笑我们，尤其卡拉OK的小姐。

我能看出冯小芹想要我诚实回答。在某些方面，我觉得她了解我，就像她了解涪陵的其他人一样——她总是在店里，在那儿她看着我如何对事情作出反应。像所有人一样，她很仔细观察我，但跟其他人不同的是，她看的时候，带着一点同情。

“是的，”我说。“我想那个女人很没礼貌。她在取笑我们，所以我叫她闭嘴。但它没怎么影响我；后来他也不说什么了。”

“她没文化，”冯小芹说。这是一个普遍的说法，指一个人没受过教育。冯小芹摇摇头，继续道：“所以她那么对待你，因为她没文化。涪陵的许多人都是那样。”

“不，多数人不是那样。而现在比我们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他们还是不应该笑你。那很没礼貌，我想。”

她一直看着我，她黑色眼睛里的某些东西让我回避她。我看着那小儿，逗他玩。

“那不重要，”我说。“你们很好心，让我今晚来吃饭——那才是更重要的。黄凯是个很礼貌的主人。”

她向孩子笑了，而我们谈起了他长大了好多，他会说多少字了。我们没有提到他先前害怕我，因为现在那惧怕已经不见了，他跟我在一起很自在。而我也没有提到，从这个小孩的惧怕中，反映出了我在涪陵所遇见的多少困难，人们对于新鲜陌生事物的不确定感。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人类反应——一种本能，就像小孩一样，无可指责。要花时间与努力去应付它，也需要耐心，现在我才发觉，在对方的一面，也做了多少的工作。

他们邀请我来吃饭，就是很慷慨的。他们知道那孩子会哭，也许会冒犯我，但他们还是邀请我来了。我想到了美国的圣诞晚餐，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请一个外国人，或一个黑人来与我家人共餐，如果我知道自己的孩子会害怕他的话。也许我会的——但那必须要有个理由。我会想说，这将会是对我的孩子有益的一课，也是对客人的一个重要姿态，而这会让我自己感觉很好。我是为自己做的，也为其他相关的人。

但今晚，他们的行为并无任何理由，任何目的。冯小芹理解我，但还没到那个程度，看不出我从那小孩以及其他涪陵人身上看到的。她与她的家人邀请我来，不是为了展现他们没有外国人恐惧症，或者别的什么。他们知道我独自一人过节日，而我是他们的朋友；其他都不要紧。他们只是心胸开阔的人，而这是我在中国所吃的最好一顿。

午夜的爆竹声唤入了新年。我早些时候离开了黄家，我有点累了。准备睡觉时，爆竹声起，低低的，有节奏的声音，像是雷声滚过山顶。声音愈发大了，在河谷两岸回响，我到外面阳台上去看。

乌江在夜里显得阴沉沉。城市也暗暗的，但随着午夜临近，烟火增强了；我能看见它们在街上，在石级上闪亮。声音的强度加了一倍，两倍；插旗山那边也加入了，而在远处，跨过长江，白山坪上也亮了起来。在午夜那一刻，整个城市轰鸣起来，它的声音响彻乌江两岸，建筑物的窗户也闪着火光。旧年过去了；在河谷的心脏深处，乌江颤抖着，它的江水被明亮燃烧的城市上了色。最后，午夜过去了，烟火熄灭，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新年，空白，神秘，而江水沉默地流过河谷。

第二天上午，我进了城，街上满是穿着新衣的人。传统上，在新年里你不能穿任何旧的，孩子们穿得尤其鲜亮。许多小女孩都上了妆；所有的男孩都拿着枪。那看上去好像是另一个节日传统：塑料的小弹丸枪在哪儿都有卖，在街边的摊档上，而所有的男孩都有一把来福枪或手枪，或者两把都有。这些枪很精确，有力，在美国，可能你卖上两把就会被起诉。在美国，有可能孩子们会拿它来射鸟，狗，或者猫儿；在涪陵，很少见动物，却有许多的人。城里到处都见男孩们互相追逐，喊叫着，发射他们的武器。

新年的另一个潮流，是学生乞丐的出现。在南门山附近总有乞丐；通常他们身有残疾，有时会出现少数民族的妇女，带着脏脏的小孩，来拖住你的衣袖。但现在，每次我去城里，都能见到两三个学生，穿着校服，因为羞耻而低着头，身前的信息板上写着长长的故事，标题是“需要学费”。故事大致是相同的——他们付不起高中或者大学学费，往往是因为家里死了人，而他们向路过的人请求捐助。通常乞讨者们会将学校的录取书与学生证展示出来。其中没有一个人是来自涪陵；他们是坐轮船经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