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孩子（第4/14页）

一名翻译告诉我们，死尸将在几小时内被拖出去。我们知道，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我们随时都有死掉的可能。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愿意花时间把刚刚那四位被射杀的犯人埋葬。

旁边车厢有许多人过来帮忙。在我们这些犯人当中，几乎什么职业的人都有：工人、公证人、工匠、工程师、教师等等。一名医生也被允许进来救治伤员。他叫范·迪克，是一名来自西班牙的外科医生，被强迫在韦尔纳集中营工作了三年。尽管已经尽了全力，但于事无补。这里什么器材都没有，再加上难以忍受的热度，受伤的人根本得不到任何帮助。有人央求先通知他们的家人。一些人微笑着离开了，终于可以不再痛苦下去。夜幕降临时，又有数十人死去了。

火车头彻底报废。今晚无法出发。舒斯特通知了另一辆列车，晚上就会到。

铁路工人故意将列车的水箱搞坏了，这样它在运行过程中会慢慢向外漏水，车子就不得不频繁地停下来补给。

夜里一片沉寂。我们本应该借机反抗一番，但都没了力气。酷热像一个沉重的盖子压在我们身上，令每个人都昏昏沉沉。大家的舌头都肿得厉害，呼吸困难。阿尔瓦雷斯选择逃走是完全正确的。

“你说他有没有成功逃掉？”雅克问。

阿尔瓦雷斯的确值得命运女神如此垂青。收留他的那对父女建议他待到解放后再离开。但已基本伤愈的他谢绝了这番好意，他要回去继续加入战斗。对方也没有坚持，因为他知道眼前的人是一位坚定的战士。于是男人撕下游击队用的地图，拿起一把小刀，走到阿尔瓦雷斯面前递给了他，并且建议他前往圣巴泽耶，那里的火车站站长也加入了抵抗运动。阿尔瓦雷斯来到指定地点，坐在月台对面的长凳上等着。站长一眼就认出了他，马上让他进办公室。站长对他说，德国兵还在到处找他。他在站长的带领下，来到一个放着工具和铁路工衣服的小房间。他穿上灰色外套，戴上头盔，站长递给他一把不太重的铁锤。站长仔细将他打量一番后，让他跟着自己回家。路上他们碰到了两名德国士兵，一个没理他们，另一个则打了个招呼。

他们到家时已是傍晚。迎接阿尔瓦雷斯的是站长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户巴斯克人家没有向他提出任何要求。在那里的三天，他感受到的只有无私的爱。第三天清晨，一辆黑色汽车来到这座小屋前。三名游击队员来接已经复原的阿尔瓦雷斯回去一起并肩作战。

7月6日

黎明时分，列车重新上路。我们前方马上就要到达的村子有个很好笑的名字，叫“魅力”。看看眼下的情形，这名字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突然，列车又停了下来。我们在车厢里就快要窒息了。舒斯特受不了这样无休止的耽搁，考虑走一条新路线。往北是不可能了，盟军的攻势有增无减，抵抗组织随时都有可能炸毁铁路来延迟我们的押送时间。

突然，车门猛地被打开了。大家疑惑地看着门口大声喊叫的德国兵。克劳德茫然地望着我。

“红十字会的人来了。现在得去站台取只桶来。”一位充当翻译的狱友向我们说道。

雅克决定派我去。我跳下车，膝盖着地。那个德国兵显然看不惯我的红头发，在我们眼神相交的一刹那，他抬手对着我的脸就是一下。我往后退了几步，跌倒在地，伸手去摸被打掉的眼镜。我找到眼镜，迅速捡起掉落的东西，塞回口袋，然后昏昏沉沉地紧跟着德国兵来到一处树丛后面。他用枪指着，命令我取一桶水和一箱黑面包。红十字会的物资就以这种方式分给了我们，德国人是不会让他们与我们碰面的。

回到车门前，雅克和查理赶忙跑过来帮我搬东西。我眼前笼罩着一片布满血迹的雾气。查理帮我把脸擦干净了，但我的视野还是模糊不清。眼镜被打碎了。我对你说过，上天不但毫不客气地给了我一头胡萝卜色的头发，还让我变成了一个大近视。没有了眼镜，我的世界就是一团糨糊，除了知道白天黑夜，以及大概分辨出周围活动物体的形状外，我跟瞎子没什么区别。不过，幸好我还能看到弟弟就在身旁。

“那个浑蛋下手真狠！”

我手里拿着碎掉的眼镜，右边只剩一小块玻璃，左边有一大块吊在镜架上。克劳德也许是太累了，连我鼻梁上少了那么大一副眼镜都没有发觉。他还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我不能和他一起逃走了；带上一个瞎子，是不可能逃掉的。雅克看出了我的忧虑。他支开克劳德，走到我身边坐了下来。

“千万别放弃！”他小声说。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的。”

“雅克，我知道你一直很乐观。但这次，你太乐观了！”

克劳德硬要加入我们。他拼命往里挤，让我空出点位置给他。

“我想到了一个帮你修眼镜的法子。水桶是要还回去的，对吧？”

“那又怎么样？”

“既然他们不让我们跟红十字会的人接触，那我们就把眼镜放在空桶里，放回树丛后面。”

原来克劳德早就明白了我现在的处境，而且正在积极地想办法帮我解决问题。这样的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甚至怀疑现在他才是哥哥。

“我还是不懂你想怎么做。”

“你两边的眼镜框上都还剩了点镜片，光凭这点，眼镜商就能知道你的度数。”

我正用一截树枝和一段从衬衫上拆下来的线拼命修补着眼镜。克劳德抓住我的手：

“别做这些无用功了！听我的。靠现在这副眼镜，你是不可能翻出窗口的。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桶里，让它被带出去，也许会有人明白我们的意思，会帮我们的。”

我承认自己的眼睛已经湿润了。这并不是因为弟弟的话语里充满了爱，而是因为即使到了现在这种时候，他也依然满怀希望。这一天，我对拥有这样的弟弟感到无比自豪。我是那么爱他，但只怕没有时间再对他说了。

“这主意行得通。”雅克说。

“是的，很不错。”弗朗索瓦接着说，其他人也都表示同意。

其实我根本就不信这办法有丝毫成功的可能。想想看，水桶逃过检查，回到红十字会的人手里，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渺茫。再想想，就算某人发现了我的眼镜碎片，又能怎么样呢？谁会为一个正被押送去德国的囚犯费心。奇怪的是，连查理都觉得弟弟的办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