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宽叶车前——『百草之母……蕴含着力量』（第2/6页）

在英国的草药传统中，第一个从其他角度看待这一问题的契机出现在12世纪初。在1120年前后，萨福克郡贝里圣埃德蒙兹教堂的僧侣们完成了阿普列尤斯[42]所著《植物记》的一个新版本，这本书最早出现的日期可追溯至5—6世纪。这本拉丁文书籍并非原创，而是将迪奥斯克利德斯的一些处方和其他希腊的原始资料汇编成书，但散布书中的少量植物插画是据实而作，令人耳目一新，这在北欧地区是前所未见的。

阿普列尤斯《植物记》的原稿被保留了下来，目前存于牛津大学图书馆。这是一本奇特而低调的书，比一本现代的平装书大不了多少，羊皮纸的书页上简单记录了仅一百来种植物。行文虽算不上优雅完美，但尚可读懂，只是有时读起来感觉像一本咒语书。比如，写到艾草时书中认为，“若将此草之根悬于门上，则任何人都无法损坏此房屋”。关于蓖麻，书中写道：“汝将此植物之种子置于家中或任何地方，可保此地不受冰雹袭击；若汝将此种子悬于船上，则可平息任何暴风雨。”书中也有许多不合实际的荒唐插图，依旧是将对前人的粗糙复制和程式化的植物画法相结合的老一套。比如一种叫作“拉潘草”（名字以拉丁语、高卢语甚至埃及语给出）的植物就很难辨认，画中它的叶子呈绿色或亮蓝色，茎上还有金叶子装饰。阿福花在书中被画倒了，根看起来像一条龙。“格兰草”（可能是一种豆类植物）则纤弱地向四处伸展细茎，看起来像是一幅保罗·克利[43]的画。

但这些插图出自不同人之手，其中有几张是照着真实的植物清晰描画的，执笔者很可能是几位充满好奇心的僧侣，他们走进修道院的花园，走到萨福克郡的郊外，用值得迪奥斯克利德斯赞赏的专注力观察着生长的植物。毫不出奇，几乎所有这些写实画的描画对象都是常见、易得且好认的杂草。这其中有车前草、马鞭草、薄荷，还有华丽舒展着莲座丛叶的蒲公英（草药书中治疗尿路疾病的良药）。春黄菊的花蕊像一个可爱的黄色茶壶套，它们的三瓣叶和红三叶草般紧凑的花枝都是很难认错的特征。有些作品的技巧十分纯熟，比如林地水苏（书中治疗割伤和溃疡的草药）复杂的唇形花朵就被绘制得精巧细致。但最不同凡响的一幅要数黑莓，书中说，要是被可怕的巨蛇咬伤，便应以这种多刺植物入药。历经900年，画中一簇簇的黑莓果实看上去依旧那么美味诱人，有种几乎要滴下水来的鲜活感。如同在乡村常看到的黑莓一样，每一个枝头都有几颗没成熟的红色莓果，而颜色较深的核果中央则画着一个蓝灰色的点，完美呈现了熟果的光泽。

贝里圣埃德蒙兹教堂草药书上的车前草和蒲公英，被粗糙却专注地画在了纸上，被与咒语相去无几的语言写在了书里；而同样的植物到了丢勒笔下，便成了生动且富含生态学信息的杰作。这两者之间的跨越，便是中世纪人类对杂草态度的成形过程。那时杂草的处境并不复杂，它们充斥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依旧被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诅咒。它们来历不明，据信还有魔法变身的能力。同样一棵植物，既可为良药又可为毒鸩。庄稼也可能“堕落”并转变为可怕的植物瘟疫。对中世纪的人们来说，这些邪恶的、用来惩罚人类的植物根本不值得细致观察和研究。这肆虐人间的神秘灾祸是人类堕落的苦果，无需多问，唯有忍耐。

英国历史学家福斯特·巴勒姆·辛克牧师（维多利亚女王御用牧师）发现，这种一味忍耐的态度到19世纪晚期依旧留存在萨福克郡乡间：

我听到一种说法，说杂草与土地天然一体，即大地创造了它们；从没人成功根除过它们，因为根本没人能做到这一点。它们的不朽之躯可直接从土中钻出，完全不需要种子，说此话者言之凿凿，仿佛毋庸置疑……这种对杂草的无知还被添上了神学的色彩，说大地长出杂草是人类违抗神之旨意而得的惩罚。因此从过去到现在直至未来，大地会一直生出蓟、虞美人和丝茅，作为对农民（不过为什么只有农民？）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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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塔瑟[44]将农业与险恶世界的努力斗争记录成书，这本叫作《好农业的500个优点》的书写于中世纪末期，书中已没有了过去那种因恐惧而无奈接受现实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字里行间的乐观，科学的发展向人类投来了曙光，提升了人们的信心，也带来了可行的解决方法。塔瑟以欢快的双行体诗歌书写全文，进一步凸显了书中的自信。而且此书是极少数清晰记录中世纪农民处境及他们对杂草态度的作品之一。塔瑟的记录似乎表明，尽管杂草十分顽固，让人头痛，但还算不上是埃塞克斯郡农民的对手。初夏是除草的时节，尤其是当一场大雨松动了草根之后：

五月来临，去找一把杂草钩、一把叉和一只手套，

然后除去杂草，因为庄稼不喜欢杂草。

给秋播作物除草，现在是最佳时机；

但六月才更适合为其他作物除草斩蓟。

烧掉五月的杂草，斩碎那些蓟；

艾鼬会把黑麦和小麦拽倒拉低：

蕨和毒麦，太过讨厌；

但就像金钱草一样，所有杂草都会消失不见。

塔瑟提到的杂草钩是一对长柄的耙子，其中一把的末端呈叉状，另一把的末端装有金属钩，这个钩子是用来把每一株杂草分别勾倒的。（尽管“锄地”这一技术为美洲土著所熟知，并且作为让空气进入土壤的手段，至少在维吉尔的年代便已在欧洲使用，但在英国将这种技术应用于控制杂草是两个世纪之后的事了。）社会历史学家多萝西·哈特利[45]在她的著作《英格兰的大地》中描写了除草者辛勤除草的过程。她没有解释自己是如何对这一过程知晓得如此详细确切、精确到每一个步骤的，但很可能是将古老绘画中的线索拼接起来，并凭借毕生实地调查中窥见的残留的农业古法进行推测重现。下面的文字便出自她的手笔：

他使用的工具有两把：第一把末端带钩，将躲藏在植物茎下的杂草勾出；第二把末端呈叉状，将杂草压倒在地。然后除草者向前一步，用脚踩住压倒的杂草顶端，同时向身后挥动钩子，将杂草的根部拔出地面，然后将拔出的草扔成一排。这样每一棵被拔出的杂草都完全从土壤中脱离，并且根部会盖住前一棵草的顶部。因此当除草者沿着犁沟走回去时，他会把除下的草盖在作物根部，但每两行作物的草堆之间至少留出一只脚的宽度。除草工作在一种固定的节奏下进行，而除草者双脚踩出的线就是收割者们进行大部分工作时的标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