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柳兰——火杂草（第2/5页）

斯考特为虞美人之乡所写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一首以塞德斯特兰德崖顶教堂的墓地为背景的诗，后来这首诗还成了一首畅销的流行歌曲，歌名叫《长眠之园》。这首诗极为伤感，并且部分借用了一个常见的错误概念，即虞美人有着和罂粟一样的催眠作用。但在我们这些已经知道30年后将要发生什么[114]的读者看来，这首诗不免让人觉得像是某种可怕的预言。

在悬崖的草地上，在峭壁的边缘，

上帝种下了一座花园——一座长眠之园！

在天空的碧蓝下，在谷物的翠绿中，

高贵的红色虞美人就此诞生！

短暂而充满渴望的日子里，绵长而快乐的梦境中，

当我第一眼看见我的虞美人之乡时，它们就都是我的。

在远处传来的音乐声中，我双眼泛着泪光，

是那里让我铭记，也是那里让我遗忘！

哦！我心所属！我正在静默的田地里，

在虞美人诞生之地，等着你。

安睡吧！长眠吧！

在我的长眠之园，开满红色虞美人，

我独自与死者一起等待活着的人！

这首歌会勾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失去的爱人和英国的夏天的回忆，也许30年后另一座长眠之园[115]中的人们还会记得它。但这其中很可能不包括约翰·麦克雷[116]，因为正是此人的诗激发了定立荣军纪念日的想法。麦克雷1872年出生于加拿大，后就读于多伦多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内科医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自愿成为了一名加拿大军医，军衔为中校，1914年底他正身处西方战线。第二年5月，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栩栩如生地描述了两军互相炮击的场面：“然后大型榴霰弹——这是种在空中爆炸的武器——会发生两次爆炸，好像一个巨人抓住一张湿了水的帆抖了两下；第一次会冒出深绿色的烟，第二次则有一股颜色较淡的黄烟从炮筒中央向前喷出。”而他也记录了红色虞美人的大爆发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含义。

那年12月，对伊珀尔发起的第二次攻击异常猛烈，他负责治疗战斗中受伤的士兵，此时他回忆起那片红色花海前的所见所想并写成了一首诗，匿名寄到了《笨拙》（英国著名幽默杂志）。杂志在1915年12月8日刊登了这首诗。

在佛兰德战场，虞美人正盛放

开在十字架之间，一排排一行行

标示我们断魂的地方

百灵依旧高歌，展翅在蓝蓝的天上

可你却难以听见，因为战场上枪炮正响

我们死去了，就在几天前

我们曾经拥有生命，沐浴曙光又见璀璨夕阳

我们爱人也为人所爱，可现在却安息在

佛兰德战场

继续和敌人战斗吧

颤抖的双手抛给你们

那熊熊的火炬，让你们将它高举

你们若辜负死去的我们

我们将不会安息，尽管虞美人

染红佛兰德战场[117]

这首诗后来在世界各地转载。在美国，一名叫作莫伊纳·迈克尔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深受感动，于是发誓余生都会佩戴一朵虞美人。1918年11月——此时距离麦克雷在滨海布洛涅协约国医院逝世（死因为肺炎）已有十个月——迈克尔的一位朋友发起了一个计划：在法国用布制作虞美人，售出后所得收入用来帮助难民重返被战争破坏的家园。1921年英国皇家退伍军人协会成立时，她成功说服协会接纳她的这一计划，而且在当年第一个荣军纪念日，退伍军人协会全员佩戴了法国制造的虞美人。布制虞美人售得10.6万英镑，退伍军人协会立即制定计划，将生产线转移到英国。近一个世纪后，最后一名幸存的“一战”老兵去世，武装冲突还在世界各地继续着，但人们依旧用佩戴虞美人的方式来纪念那场“为了结束战争而打的战争”。荣军纪念日的虞美人不仅代表着希望战胜了经历，在这个充斥着朝生暮死的人造品牌形象的世界里，它们还成了最为常青的自然象征符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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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毁灭也孕育了虞美人，但这次战争的标志性杂草是柳兰，它们在伦敦大轰炸后的那些夏日里，将紫色花海铺遍英国各大城市中被炸毁的区域。它被伦敦人命名为“炸弹草”，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此前从没见过这种植物。

这是这座首都城市在300年中第二次几乎被烧为平地。而这一次占领废墟的是一种大火后生长极快的“火杂草”、植物中浴火的凤凰——至于对这种占领是喜是忧，则取决于你的角度了。1666年的伦敦大火曾在这古老城市的中心为中世纪的杂草们创造了一个天堂。原本生长的植物付之一炬。烧焦树木上的层层烟灰被冲到了倒塌建筑物的缝隙中。原本潮湿的地窖和下水道都暴露在了太阳之下。这次赶来泽被废墟的植物——当然数量也十分庞大——是一种开着金黄色十字小花的平素不起眼的芥菜。它被取名为“伦敦火箭”。

这个名字其实源自植物学概念：火箭（rocket）是对eruca的讹用，eruca是十字花科一种辛辣植物的拉丁名。可“火箭”似乎很适合这神秘的入侵者，大火使得它们的数量如火箭般迅速攀升。不过尽管它的俗名中有“伦敦”二字，它却不是土生土长的伦敦品种，而是一种原本长在地中海多石丘陵上的植物。当然，在17世纪时几乎没有伦敦人知道这一点，但它的突然出现引发了许多好奇和推测。评论家、植物学家罗伯特·莫里森[118]总结说：“这种又辣又苦、有着四片花瓣和角果的植物不是由种子长成的，而是在大火产生的灰烬与盐和石灰的混合物中自然生成的。”

但植物生长一定是有种子的。也许这些植物就生长在伦敦附近，但数量一直很少且不引人注意，直到周围环境变得与地中海的家乡类似，才开始大爆发。也许这些种子是跟国外进口的干草一起来的，马厩着火后它们便随着烟灰被吹散到各处。出于某种原因，它们长得最茂密的地方就是圣保罗主教座堂的周围。

柳兰以前的知名度不比大火时的“伦敦火箭”高多少，而身份也绝对不是四处肆虐的城市杂草。约翰·杰勒德知道它是一种分布在英国北部的罕见的林地植物，并从约克郡拿到了一些种子种在他伦敦的花园里。（他认为柳兰具有很强的观赏性，还写下了一段至今仍是写柳兰的文字中最好的描述之一，见第92页。）大部分18世纪早期的记录都把柳兰描述为一种生长在山地岩石地带和茂密森林中的罕见植物。诺森伯兰郡的第一段记录尤为生动：“在哈德良长城脚下、瞭望塔西侧的石头和灌木中，在克拉格湖边，在斯莱基福德村旁边的南泰恩河河岸上，在纳斯戴尔村里，有许多这种植物……它以‘法国柳’的名字被引入了我们的一些花园；但它善于逃脱，在石头缝隙这种狭窄得多的空间里长得比在花园种植时更好……它被认为是一种稀有植物。”这不是唯一一份提到柳兰在种植时和在野外时行为特征极为不同的资料。（而且请注意它们的名字“法国柳”，这个标签含有双重意味，即这种植物的优雅——和侵略性——很不符合英国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