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柳兰——火杂草（第3/5页）

柳兰害羞的名声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在W. H.科尔曼的《赫特福德郡植物志》（1848）中，它被记录为一种生长在林间沙质土壤上的罕见植物。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位女士绘制了一幅细节一丝不苟的柳兰，作品准确表现了花瓣的深红色和褶皱——但品种被错误地鉴定为“柳叶菜”。这位来自格洛斯特郡塞文河畔弗兰普顿的克利福德家族的女士为他们当地的花草画了许多作品，十分精美且植物形象通常都可信。而在汉普郡，C. A.约翰斯牧师在他的经典作品《田野之花》（1853）中，将柳兰描述为“在野外不常见，但在花园中很寻常”的植物。伊丽莎白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柳兰看上去与后来开遍伦敦废墟的杂草柳兰在外型上并无二致。但它的行为模式却变化很大。过去的柳兰总是被描述为隐居的、罕见的植物，躲在阴影中的幽灵。是什么把这种害羞的林地花朵变成了最成功的城市杂草之一，以至于到20世纪末，它已开遍了英国每一座城市停车场和铁路的路堤？

这种改变始于19世纪的最后25年。植物学家们注意到这种植物正在扩散，并且似乎是按照与牛津千里光一样的模式，即沿铁路系统前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数量剧增。它开始大片地出现在因战争而被砍伐的森林中。突然间人们明白了为什么整个北美洲都把它叫作“火杂草”。无论哪里有森林被砍伐，有灌木被焚烧，第二年夏天这里就会长出一整片柳兰。到了1948年，格洛斯特郡植物志编辑H. J.里德斯德尔已经基本确定了正在发生的状况，也能肯定，鉴于这种植物数量上的激增，人们在审美上对它的喜爱应该降温了——而就在这里，就在50年前，柳兰还在以稀有之物的面目迷惑众人。“这种植物自1914年前后便由于森林砍伐而开始凶猛散播……它的种子无疑是极易传播的，并且铁路成了它传播过程中一个绝佳的媒介。这种植物只有开花时节才鲜艳美丽，一旦到了结籽时，它会让整个地区看起来萧索又丑陋。”20世纪60年代，就在这个郡，爱德华·索尔兹伯里评论说：“我看到9月初的格洛斯特郡森林仿佛正经历一场夏日暴风雪，大量带着绒毛的种子飞舞在空中。”

20世纪90年代，一名来自白金汉郡的记者告诉我：“本地的猎人在狩猎幼狐时不喜欢让猎犬进入这样的林子，因为毛茸茸的种子会粘到猎犬的鼻子上，使它们闻不出味道。”这种曾被约翰·杰勒德称赞“漂亮且端庄”的植物已经成了一种社会公害。

但这是同一种植物吗？本土物种的行为特征和对生长地的偏好通常不会改变得如此剧烈迅猛。迅速占领混乱的土地正是初来乍到且有侵略性的外来物种的典型特征。在《英国岛屿植物志》（第三版，1989）中，汤姆·蒂坦[119]教授推测可能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柳兰——macrocarpum变种隐居在森林和多石的高山上，而brachycarpum变种则来自加拿大或斯堪的纳维亚，后者钟爱被破坏和焚烧过的土地，进入英国的渠道可能是19世纪进口的木材（不过这样就无法解释18世纪这种植物被移栽到花园中后所表现出的侵略性）。但他无法在来自不同生长地的植物间找到稳定可靠的结构差异。更近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检测技术也没能找到两者在基因层面的不同。

不过，最近针对进化机理的研究正在揭示一些无法从单个基因上追踪的变化特征。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许多植物——比如刺柏和藜——能以不同的形态生活在不同的地区，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基因上的差异。看起来似乎这些表观遗传效应也能在几个季度或几代的时间内出现在个体植物身上，而发生的条件可能只是移栽这么简单。这种适应性行为中，有一些是受到重要的基因复合体的调控，这些基因复合体十分古老且在整个生物界中都有分布。庞大、侵略性强、“杂草性”十足的柳兰实际上可能是在冰川期后开阔、混乱的大地上生长的原始种，而小巧清秀的柳兰则是通过表观遗传学方式产生的适应阴暗和森林的种类。当人类重现了这种植物的原始环境后，原始种便被再次“激活”。

我之前提到过，不同的杂草之间并没有亲缘关系，几乎任何植物科属中都可能出现杂草。但演化遗传学的最新发现表明，许多杂草种类之间可能存在着同样的基本基因复合体，这种复合体使杂草们倾向于——比方说——快速生长、迅速适应。拉斯金曾经对杂草做出古怪且反科学的评价，说它们是“一种天生就倾向于进入错误地点的植物”，但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可能会被分子生物学证明。

然而柳兰个性的改变引发了人们对它出身的怀疑。当它将紫色花海铺向英国各个城市的废墟时，没人想到并提出它也许是德国人丢下的植物。但即便如此，当时的公众反应也并非单纯的喜悦（例如“废墟上有了新的生命！”），半个世纪后的我们之所以喜爱这样的场景，是出于浪漫的情愫和对生态的了解。柳兰生长在人们曾经居住的地方，这是令人难以容忍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口述历史档案《第二次世界大战：人民的战争》中，一位来自谢菲尔德的受访者这样回忆自己的感受（而且，他的感受很有代表性地表现了柳兰并没有被当作本土植物，而是被当作一种从花园逃出的入侵者）：

这些长在野外的柳兰被认为是从花园中逃脱的栽培植物。它在花园里看着还不错，可一旦到了狭小的空间里，它那活力十足的匍匐根就特别讨厌……回想起来，那些夏天似乎都很炎热，小小的降落伞一样的柳兰种子被夏日的微风吹在空中。穿过市中心时我妈妈会紧握着我的一只手，我就用另一只手挡开这些种子。但不可避免地会有一颗掉进我眼睛里，然后我就使劲想把它弄出来。我妈妈手里拎着买来的东西，没法帮忙，她就会说：“不要再揉眼睛了，一会儿都揉酸了。”我讨厌那些破败的地方，它们像伤疤一样穿过家乡的中心，我也讨厌柳兰躲藏在这些伤疤里。

在伦敦，对野生绿色植物最洞若观火的记录是一部虚构作品——罗丝·麦考利[120]的小说《世界是我的荒野》（1950）。故事背景设在1946年的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但这部作品的灵感在五年前便已闪现。1941年5月10日，麦考利的住处——包括她的所有藏书——在一次轰炸中被彻底摧毁（这次轰炸也毁坏了大英博物馆中很大的一片区域）。从那以后她的作品中总是弥漫着茫然和悲痛的情绪。她给朋友写信说：“我没有书，没有家，什么都没有，只余一双用来哭泣的眼睛。”这一经历很快在短篇小说《安斯特拉瑟夫人的信》中得到了宣泄，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也失去了她所有的书——以及爱人写给她的所有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