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柳兰——火杂草（第4/5页）

麦考利真正好转始于一份来自出版商维克托·格兰茨的礼物——一部完整版《牛津英语词典》。“我的《牛津英语词典》曾是我的《圣经》，我的牧羊人之杖。”她这样写道，词典虽不能替代一切，但至少让她重新振奋起来了。与此同时，她还在进行着一个更为脚踏实地的恢复过程：与她的朋友、同为作家的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121]一起探索伦敦的废墟，菲茨杰拉德时年二十八九，年龄只有麦考利的一半。她们被轰炸遗址丰茂的野生植物迷住了，这些地方的杂草使它们成了绿色的世界，不像伦敦的其他地方只有单调的灰色。但麦考利看着这些在伦敦古老文明（正如她的藏书室一样，这古老文明也已化为灰烬）的正中心重生的野性世界，也不免觉得感伤和矛盾。长势难挡的柳兰和它们对人类文化的视而不见给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理发厅，”几年后她将在《世界是我的荒野》中写道，“柳兰就是从那个裂口冲进了伊尼戈·琼斯的审判室。”

这部小说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麦考利在城市废墟间游走时所思所得的精华，它的中心人物是一对异父异母的姐弟——17岁的巴尔巴里和14岁的拉乌尔，这两人不受管教，跑去加入法国南部的爱国者组织，战争结束时被监护人送到伦敦教养。他们从心理上无法适应传统的英国社会，因此转而喜欢上了轰炸遗址的灌木丛，那里鱼龙混杂，有非法居住者，有逃兵，还有小偷小摸。而且，他们发现这里的无政府氛围和居住地环境与法国南部的野生灌木丛林很相似，与抵抗运动中的激进主义也遥相呼应：

（它们）为自己在塌毁的、杂乱的荒地中走出一条路，沿着残破的墙壁，潜入地窖和地下街的房间，这里曾是许多商人贮存酒的地方，铺着华丽瓷砖的房间彼此连通并在巨大的地面下形成地道。这里有沟渠和下水道，它们带着明亮的金盏花，长满蓟草，进入了从前的商务大厅，而黄色的千里光将它艳丽的花朵撒在死去商人的尸体上。

利奥·梅勒在他那精彩的20世纪40年代伦敦废墟相关文献的研究报告中，将这些植物叫作“折叠的绿色”，在这里大自然“在重生中重新占领被人类破坏的城市”，这是一种“大自然健忘症”。但我却觉得这更接近于一种“大自然的回忆”，麦考利这样敏锐深刻的人不屑于使用这些模糊的、绿色的抒情词汇。那些早已消失的古老生意被她写得如纪念碑上的名字一样准确——“马具商，定制服装裁缝，日用杂货商，打蜡匠，理发师，啤酒制造商，箍桶人和马车制造商”；被摧毁的教堂也是——“圣维达斯特，圣奥尔本，圣安妮，圣艾格尼丝，圣伊莱斯—跛子门教堂”；还有城市里新来的杂草们：“一座被摧毁的商业城市，如今长满了绿色和金色的小茴香、千里光、款冬、千屈菜、柳兰、蕨菜、黑莓和高高的荨麻。”

麦考利和菲茨杰拉德深入城市荒原的徒步行走并不只是浪漫的漫步。菲茨杰拉德回忆这是“走在她身后的危险经历……在她爬下弹坑时，或弯腰拂草从一些危险的碎窗玻璃下走过时，我得时刻保证她瘦削的身影在自己的视线中”。她们会在所到之处采集和标注杂草，1948年整整一年，在麦考利写作《世界是我的荒野》一书时，她还将剪下的花和灌木寄给她的朋友——作家、业余植物学家弗兰克·斯温纳顿[122]辨认。从她在书中所写的长长的植物名单来看，她很可能也熟读了爱德华·索尔兹伯里那份权威的1945年126种轰炸废墟植物列表。

麦考利倾注在这些城市废墟的杂草身上的心血表明,她把它们看作另一种文字，一种当原来的文字化为灰烬时暂时取而代之的文字，并且这文字时刻用让人兴奋但又令人不安的语气提醒你，文明背后的野性从未走远。

所有这些伤痕累累且阴森的绿色植物、石头和长满黑莓的荒野躺在8月的太阳下，嗡嗡的虫声，神秘的疾飞声，穴居的生物，它们用以迎接归来的旅人重新安顿的是一种被毁坏的、一视同仁的平静。它的悬崖、裂缝和洞穴似乎在说：这里是你的家；这里是你的归宿；你无法摆脱，也不想摆脱，因为这是那片长在被摧毁的世界边缘的灌木丛，而这里就是你停下脚步的地方；在这里你会找到不可补救的蛮荒，有从大地深处来的蛮荒，也有你在其他地方所知道的蛮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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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考利充满矛盾的、关于“伤痕累累且阴森的……荒野”的作品，只是人们长久以来对废墟的狂热迷恋的一个例子。自18世纪以来，崩塌的建筑物——尤其是杂草丛生的那些，杂草似乎助长了或者至少是突出了它们那种破败感——便有一种双重的浪漫吸引力。它们可能是生命有限、世事无常的悲伤见证，但也可以是人的自大与虚荣的寓言。绿色植物的生长可能会破坏一种美感，但却能带来另一种美感。尤维达尔·普赖斯[123]——如画美学运动[124]中的核心人物——曾在1794年描述了时间是如何改变一切的：

时间是善于改变的大师，它将一个美丽的事物（在本文中指一座古典建筑）变成一幅如画的美景：首先，借助天气的变化，部分装饰物、苔藓等，都会被剥离原本统一的表面和颜色；经过这个过程，建筑物就会带上某种粗糙感，以及颜色上的变化。接下来，各种偶发的天气状况会让石头松动；它们以不规则的形状跌落在原本平整的草地和阶梯上，或精致的人行道和精心修剪的灌木丛上——如今这灌木丛长满了野生植物和匍匐植物，匍匐植物会爬进跌落的建筑物碎块中。景天、糖芥和其他一些植物能够忍受干旱，能够从开裂的水泥中找到营养——在这个过程中，石头也解体了；鸟儿会在裂缝中觅食，然后红豆杉、接骨木和其他结莓果的植物会从旁边长起来；常春藤会覆盖在其他植物身上，爬到最高处。

普赖斯相信这种“如画的”过程部分表现了“大自然的精神与生气”，部分体现了一个地方的历史。

60年后，谢菲尔德的植物学家理查德·迪金写了《罗马斗兽场植物志》，并为这本书画了插画。这是一本制作精良的书，书中包括420种生长在这座有2000年历史的废墟上的野生植物。其中有56种是草类，41种是豆科植物，有些植物在欧洲西部十分罕见，它们的种子可能是躲在野兽的皮毛中从北美洲远道而来。其中最打动迪金的是滨枣（Paliurus spina-christi），这里的古代牺牲者们曾佩戴这种植物。作为进入了一个人造文化景观的野生入侵者，它们都算是杂草，但迪金把它们看作一种证据和救赎。斗兽场的花朵“形成了一条记忆的纽带，在经年累月的悲伤中，教给我们许多充满希望和抚慰我们心灵的东西，对它们那静默的感染力无动于衷的一定是一颗冰冷的心；它们无声地向我们讲述了重生的力量，这力量让这巨大废墟中的小小尘埃都有了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