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和文学之间（第4/7页）

是的，他也不知道。梦是没有确定的意义的，梦仅仅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过程，它只能是作为梦存在着。诠释这类小说，如同为人圆梦一样，除了牵强附会、胡说八道之外，你还能说些什么呢？

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这么简明扼要，我用非经验来解释阅读《乡村医生》和写作《十八岁出门远行》，莫言用仿梦小说精准地解释了小说叙述时的突兀和不确定。

王蒙借用这篇小说叙述中的不确定性，用不确定的“又理解又不理解” 进行回答，莫言用《乡村医生》里的马头进行回答：“马从何处来？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但马头毕竟从窗框中伸进来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 也许别人不明白莫言这句话，我明白就行。如果有人非要刨根问底问我莫言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莫言也已经替我回答：“当你举着一大堆答案向他征询时，他会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那么，文学批评家又是怎么说的？我知道不少批评家写到过《十八岁出门远行》，他们的角度也是不尽相同，可是我手上只有程光炜和唐小兵的。我先说说程光炜的，他在《余华的“毕加索时期”——以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九年写作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小说为例子》一文中，谈到毕加索“所谓超现实主义，就是把‘生活陌生化’从而建设一个比现实生活更离奇、夸张、抽象和变形的‘现实世界’”，然后从我写下的那些创作谈说到“《十八岁出门远行》的主人公‘我’‘出门’的‘现实合理性’就被颠覆掉了，相反‘不合理性’叙述倒成了小说的中心，倒成了余华这位一向非常自我、自信、自负的作家用‘批评方式’所完成的‘自我认同’”。程光炜在文中说毕加索曾经的“不稳定时期”让他联想到了我从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写作，我想这个“不稳定时期”所指的就是我的非经验写作时期。程光炜说：“我清楚刻意强调余华与毕加索精神气质的某种内在关联性，肯定是勉为其难甚至是没有道理的。” 没错，但是说到自我、自信、自负时，我和毕加索有得一拼。不过我相信毕加索经常会自省、自责、自谦，因为我经常就是这样。人都有两面性，我的两面性会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莫言在《清醒的说梦者》里这样说我：“这家伙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顽童，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个成熟得可怕的老翁。”

唐小兵的《跟着文本漫游——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是他二〇〇七年应邀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讲课的整理稿。这是我读到的关于这个短篇小说最为细致的解读，唐小兵的这次文本漫游，对每一个段落的解读，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用理论的方式写下了另一部《十八岁出门远行》。他在解读小说倒数第二个段落，就是遍体鳞伤的“我”钻进遍体鳞伤的汽车那个段落时这样说：

汽车此时已经不光是“我”的朋友，更成为了“我”身体的一部分，它有着和“我”一样的体验。“我”钻了进去，和它融为一体。“我”和汽车一样，浑身冰凉，但在不可被剥夺的内在世界里，我们都是暖和的。这就回到黑格尔对内心世界的定义，即内心世界存在的必要，就是为了抵抗外在世界的不合理。对内心世界进行探索和发现的冲动，往往是因为我们被外在世界所压迫，意识到自己对外在世界不可能有任何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寻找一种精神的生活方式，一种对自己归宿的重新定位。正因为“我”找到了内在世界，能够把“我”的生活重新设想，所以“我”在浑身冰冷，身边没有任何东西，孤零零一个人的时候，却能在卡车的心窝里回忆起那个晴朗暖和的中午，让内心世界把“我”带回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对过去美好的回忆也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并获得意义。

小说最后主人公获得的经验是，外面的世界是要通过内在世界的发现才能真正进入，外在世界可能会是不可理喻的，充满着背叛、荒谬和暴力，但只要有健全暖和的内在世界，就能在这个世界里找到归宿。

唐小兵通过内在世界的健全暖和赋予了这篇小说积极的意义，这个与我不谋而合。三十一年前我感到自己写下了一篇积极的小说，三十一年后重读时仍然读到了一篇积极的小说，虽然小说里“充满着背叛、荒谬和暴力”，可是欢快的语言，青春洋溢的情绪是发自内心的，而且一目了然。唐小兵对内在世界的强调，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小说里时常出现的叙述的不合理性，因为外在世界是不合理的。

文章的最后部分是唐小兵和张业松教授还有几位学生的对话，虽然我引用唐小兵的话足够多了，还是不想放过他最后那段话：

对年轻的叙事者“我”来说，没有目的感也许是一种快感，因为“我”是在漫游；但当回答“我”的问题的人也含糊其辞的时候，迷失感就开始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确实可以看作是在对当时社会文化进行隐喻性的评点。红背包和我所经历的现实，这两者之间实在没有什么联系，“我”虽然背着红背包，但是“我”要去的地方和这个红背包没有任何关系，别人给“我”指的方向也和它没有任何关系，最后红背包还被拿走了。但康凌刚才所说的和张老师（张业松）的发言在另一个更高层次上实际上就构成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作为现代主体哲学的发起人（我们通常说的唯心主义，是带有偏见的，似乎是个贬义词），马克思对他的批判就是：发现了主体性又怎么样？还是没有回答很多问题呀。为什么农民会来抢苹果？对小说主人公来说，这个现实远远超出了他的理解范围之外，他感到自己是暴力的对象，但对暴力的根源他无法去探求。他唯一能找到的是自己怎样从暴力中摆脱出来，但对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暴力对象的原因，他不能够回答。但马克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当王蒙说“又理解又不理解” 后，程光炜说那是余华的“不稳定时期” ；莫言对于小说叙述为何突兀说的是“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 ，唐小兵面对一系列社会性质行为的为什么时，干脆说不能够回答，“但马克思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可去哪里找马克思的回答，到他浩瀚的著作里去大海捞针？

他们虽然这么说，可是他们又从各自的角度对《十八岁出门远行》进行阐述，他们相似的地方是都没有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这个方法在这样一部文学作品面前可能是无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