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和文学之间（第3/7页）

李陀这篇文章写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如今二十八年过去之后，已经无需“可能要面对一种新型的作家以及我们不很熟悉的写作 ”。当年批评先锋小说（李陀上文里所指的新潮小说）不是小说的论调早已消失，即使高中学生里有不少人觉得《十八岁出门远行》读不懂，他们还是认为这个东西是小说。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解读这个短篇小说，高中老师们从语文教学的角度做出了各自的教案，众说纷纭之后，我感到李陀当年所说的“我该怎样理解这个作品，或者我该怎样读它 ”仍然有效。

这是一部小说所能得到的最好待遇了。我一直以为，一部小说发表以后并不意味着已经完成，这只是写作层面上的完成，每一个读者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继续完成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不具有权威性，作品发表以后他的相关发言就是一个读者的发言。所以我在准备这篇“语文和文学之间”的讲稿时，给自己一个定位：我不是一个研究员，只是一个讲解员。我觉得自己会是一个不错的讲解员，因为我的正式讲解里会有一些非正式的内容。

我继续讲解，我先从作家的评论讲起。《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之后，最早出现的评论应该来自王蒙，一九八七年的时候他还是文化部长，他在二月的《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同时评论了当时三个青年作家的三篇小说，刘西鸿、洪峰和我，关于《十八岁出门远行》他这样写道：

“我”漫无目的地在公路上走，无忧无虑，不为旅店操心，而且时时感到公路特别是公路上每一个高地的诱惑。到了黄昏，硬挤上了一辆汽车，却是往回走（有点损）。往回走也没使“我”惶惑，仍然是“心安理得”。然后是汽车抛锚了，修不好了，“我”为了维护汽车和车上的货物被司机和他的同伙（？）揍了一顿……十八岁出门远行，青年人走向生活的单纯、困惑、挫折、尴尬和随遇而安。

我当时读到王蒙的这段评论时，对他两个括号里的内容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前一个是“有点损”，后一个是问号。我觉得他在读到一个不合理的描写紧接着另一个不合理的描写时可能也发出了会心的笑声，虽然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对这样的作者与作品笔者是又理解又不理解，便写了上述又理解又不理解的话。 ”王蒙的又理解又不理解，在我看来表达了一个观点，那就是：阅读一部小说，理解或者不理解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读着有兴趣，有兴趣的话不理解也会读完，没兴趣的话理解了也不会读完。王蒙在文末说：“五十年代的青年作者有兴趣和八十年代的青年作者进行诚恳的对话。” 确实如此，王蒙是五十年代青年作者里为数不多的对八十年代青年作者热忱相待的。

王蒙的评论还起到过文学之外的作用。《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准备对其进行政治批判，而不是文学批评，当时《北京文学》的另一位副主编陈世崇为了保护我，就把王蒙抬了出来，说余华这篇小说受到文化部长的表扬。准备批判我的人只好放过我，这是几年以后林斤澜告诉我的。

另一篇作家评论是莫言写的，这篇《清醒的说梦者》在很多研究文章里被引用过，其实这是莫言的一篇课堂作业。当时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一个创作研究生班，毕业后拿的是北师大的硕士文凭和学位，我和莫言是北师大这个“野鸡班”的同学，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了两年。房间中间并排放着两个柜子，将我们两个人的床和书桌分开。我们班上一个同学来串门，他在莫言那边朗读起了一篇关于我的文章，我在柜子这边听着，起初以为是他写的，听着听着意识到是莫言的语调，我走过去说，给我，让我学习学习。我才知道莫言写了《清醒的说梦者》。

莫言在文章里先是认为卡夫卡的《乡村医生》“简直是一个梦的实录，也许是他确实记录了一个梦，也许是他编织了一个梦，这都无关紧要”。接下去他开始分析《十八岁出门远行》了：

我来分析《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小说里的仿梦成分：

作者写道：“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条船。”

小说一开篇，就如同一个梦的开始。突如其来，一个梦境、一个随着起伏的海浪漂流的旅途开始了。当然，这是剪裁过的梦境。这个梦有一个中心，就是焦虑，就是企盼，因企盼而焦虑，愈焦虑愈企盼，就像梦中的孩童因尿迫而寻找厕所一样。但我愿意把主人公寻找旅馆的焦虑看成是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焦虑。黄昏的来临加重了这焦虑，于是梦的成分愈来愈强。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弧度。”

这里描写的感觉，是部分神经被抑制的感觉，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强迫症，也是对希腊神话中推巨石上高山的西西弗斯故事的一种改造。人生总是陷在这种荒谬的永无止境的追求之中，一直到最后一刻。这里包含着人类生活中最常见的、谁也无力摆脱的公式，人永远是这公式的证明材料，圣贤豪杰，无一例外。这是真正的梦。

“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车。”

汽车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而且是毫无道理地对着我开来，没有任何前因后果，正合梦的特征。汽车是确定的，但汽车的出现却是不确定的，它随时可以莫名其妙地出现，又随时可以莫名其妙地消逝，就如同《乡村医生》中那突然从窗框中伸进来的红色马头一样。马从何处来？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但马头毕竟从窗框中伸进来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

随即“我”搭上车。随即汽车抛锚。

这也许是司机的诡计，也许是真正的抛锚。后来，一群老乡拥上来把车上装载的苹果抢走，“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开花。

司机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笑容是确定的，为什么笑？笑什么？不知道），并且抢走了“我”的书包和书，然后抛掉车辆，扬长而去。

小说的精彩之处即在于，司机与那些抢苹果老乡的关系所埋下的巨大谜团，这也是余华在这篇小说里施放的一颗烟幕弹。如把这定为一个方程式，那么这方程是个不定式，它起码有两个以上的根，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确定的只是事件的过程。因为存在着许多的可能性，事件的意义也就等于被彻底瓦解，事件是无逻辑的，但又准确无误。为什么？鬼知道。对这篇小说进行确定意义的探讨，无疑是一种愚蠢的举动。当你举着一大堆答案向他征询时，他会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