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县的故事

也许我的饕餮是因父亲从小就鼓励我吃，就算没有“薛仁贵立功名”这一思想，还有一条“穿在身上不算你的，吃进肚里才是你的”的道理管着。但有的人禀赋薄，天生吃不下去，再鼓励也没有用。我能吃，和胃口胃消化力这些胃功能大有干系。不但北京湘蜀饭店那些小姐们新奇，就是在部队与那些农村来的棒小伙比赛，我也是个“七把叉”（外国一位豪吃客），吃得他们目瞪口呆。为吃的事，母亲没有“嚷过”我，但她不止一次笑说，“解放是个吃僧”，是个“吃谷堆嘴”，虽说是批评我能吃不能干，但似乎对父亲“尽量吃”的指示有所保留。

只有一次，她是很温善地与其说是批评——更像是告诫我“吃”的问题。我们住在羊角山下时，有一天上午，我到街上玩，听见鼓乐齐鸣，鞭炮响得开锅稀粥一样，信步走过去，原来是斜对门一家街坊“搬亲”（办婚礼）。我站在旁边正发呆，报门的高声喊：“马局长公子到！——”他们当然是认得我的——一群人上来，赔着笑脸，簇拥着我“请进，请进来坐——”我还不足六岁，这种场合浑不知如何应付，犹豫着，左顾右盼不由自主就进了人家门……直领到正室，在中间一桌坐下，和大人们一道吃了一顿，施施然回来了。因为人家结婚的事，在栾川没见过，在陕县也是第一次，没有见过新郎也没见过新娘什么打扮，如何做派，今天统都见到了，又吃得和家里大不一样，人们也把我当大人，这也是头一回，我心里挺兴奋的。但是母亲回来告诉我：“不能这样。你还小，不懂，以后远远地站着看，啊？”她给人家补了一份礼，又谢了人家，这事算拉倒。

母亲的“厉害”是挺出名的，有句话叫“仰脸老婆低头汉”，意思是这两种人难对付，我一直不能认同。因为父亲经常是低着头，走路吃饭都像是寻思事情。但他一生都在躲避别人的无端伤害，他什么过错也没有，却像一只惊弓之鸟；母亲总是平静地注视前方快步走路，她虽不苟言笑，但声音温和平静，不过我觉得公安局的叔叔们对她心存畏惧——站在她面前，这些汉子两只脚来回搓动，手也握得不自然……我当时当然不能理会，但我有了社会阅历，知道这属于小学生见老师的那种味道。

她很少同人发脾气。只有一次，她向人发火，站在旁边的我脸都唬白了——那是一个犯人脱逃，一个警察来报告，母亲勃然大怒，“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桌上茶杯都倒了：“你干什么吃的？火车站汽车站渡口路口统统给我封了，你是个混蛋，滚！”那人擦着汗，连声说“是”拔脚便跑了。这件事印象很深，因为那犯人被追得走投无路，逃了回来，竟钻进我家房东的防空地窖里，脚印留着，给发现了，报告了。母亲带着一群警察到了后院，看了脚印问：“有人看见进去了？”

“是，不过有二十分钟了，不会再逃出来吧？”

“这个地面，”母亲用脚蹬蹬地，“他要出来还会留脚印。”她目光转向地洞：“你听着，我是马局长。告诉你，五分钟之内我们下去搜查，下去之前要投掷三颗手榴弹，你要有种，就挺着！想活，就给我滚出来！”话音刚落，洞里头一个带着哭腔的男人就喊：“别扔，马……马局长，我出来……”他举着手出来了……

然而她平时并不张扬，她有一股豪气，是父亲没有的：刚烈而不失温存，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有时见了叔叔，会拉拉他的衣服：“扣子掉了，军容风纪呢？”“脏死了，臭！快回去换洗换洗！”有时会拍拍叔叔肩头：“俺孩辛苦了，回去好好睡一觉。”这时她又像一个大姐姐，人被她抚慰得眼中放光。只有一次她是抱怨了一个叔叔，且是真的抱怨。那是她一次开会，把我委托一个叔叔管照。那个叔叔就带我到食堂里吃饭。那次吃的是拉面，这是我“年既老而不衰”就爱这一口的饭，平常在家天天都是萝卜白菜，这次口味新鲜，卤子也好，我就放开了吃，一碗两碗三碗……那个叔叔万万想不到小小的我这么能吃，也动了好奇心，想看我“到底能吃多少”，就不停地给我添，“再添一碗”——这么着，我吃撑坏了。说得好听，学名叫“急性胃扩张”，难听点是“撑死了”，住了三天院。

如果说我们家纯净得像蒸馏水，连一点杂质也没有，也不是事实。就父亲来说，他最初工作是在税务上，曾经收了商人一块布，十二尺吧，代税，因为没有换成钱，拖到最后不了了之。还有在栾川剿匪时，从缴获品中取了火柴盒大小一块烟土收起来作为治肚子疼应急药——这两件事也是他老人家告诉我的，他一直唠叨到老，二三十岁时的鸡毛蒜皮，他说到八十岁：“公家的便宜，一分钱也不能占，当时觉得没什么，后来越想越后悔。为什么要做今后后悔的事呢？”受他这个影响，我也是这个原则，不欠别人的账，也不占别人的便宜。我是好睡手，再热闹的环境，躺那里五分钟就“过去”，但如果头天赊了哪个小店几元钱的账，或者哪个人给了我个什么好处，我没有回应，这个觉睡着睡着就会噌地醒来，醒得双眸炯炯，这肯定是父亲给我留下的“基因”作用。

比较父亲，母亲不那么谨小慎微。我们幼时穿的鞋，都是劳改犯做的，我的保姆，也是犯了轻罪的女犯人，我们当然不会白穿白用，但是我想，那应该也是一种优惠，应该和母亲的工作地位有关。母亲有时会在他们公安局食堂打一点饺子馅，或者改善生活时卖的肉菜，打一点回来全家吃，在粮、肉都是限制购买的年代，这也算是一种便宜吧。我们全家一处吃饭很少，有时父在母不在，有时母在父不在，有时两人都不在，吃了也就吃了。只有一次，是1960年冬吧？母亲用小手帕兜了五六个鸡蛋回来，恰被父亲看到：

“老马，哪来的鸡蛋？”

“小刘从乡下回来，带给我的。”

“现在是什么形势？毛主席都不吃肉！”

“……我给过人家钱了。”

“这东西现在给钱也买不到——给人家送回去！”

“小刘——”

“小刘是你的上级，你可以收，下级不行，送回去吧。”

母亲什么也没有再说，默然提着鸡蛋走了。

这些事不需要他们再来说教什么，我们看得明明白白，这是做人的原则，二十年后我写书，创业初期，妻三十多元，我五十多元，合计是个九十元工资，还要吃得相对好一点。领导知道我在做大事，开会不点名批评：“有些同事，上班带孩子，用公家稿纸写自己稿子……”他批评的动机是另一回事，但他批评的是事实。女儿凌晓生下来母亲没奶，我请不起保姆，亲戚有时顾不过来我，上班带孩子的时候确有。用公家的稿纸也确有，每张八开纸写到四千字，但这毕竟是“公家的”。这位领导后来贪污被判十二年徒刑，我在大学讲这件事，同学们哄堂大笑，我说：“他判刑，不能证明我正确。他批评的是对的。我确实出于无奈才占了这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