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县的故事（第3/3页）

我在写《乾隆皇帝》时写到一个事件，直接移植了陕县的重犯牢房，书中的表述和我见到的基本一致，不过“公安局长”换成了“阿桂”。解放初，这里是发生过一次小规模的越狱事件的，像我前段记忆的那次，肯定是重犯雾里逃脱。因为轻犯们过那样日子，再越狱不合算了。

犯人都那样快活？不见得。说到重犯，就无法轻松了。

建国初期，最初是剿匪反霸，到1953年，镇反运动开始。蒋介石在台湾喊的口号是“毋忘在莒”“反攻大陆”。毋忘在莒说的是齐公子小白最初窘困，在莒国做人质，后来返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掌故，和“反攻”是一码事，也还不停地向内地派遣特务。

有一天，我们到西院去玩，回到办公大院，碰到一位叔叔，他笑说：“小特务队回来啦！告诉你们，今天我们真的捉到一个特务，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这恐怕是他们很得意的一件事，因为局里的人尽管和我们很亲热，公事上的事从来没人说过。我们整天玩“捉特务”（那时还没有看过电影），听有“真特务”，嗷嗷大叫问：“叔叔，在哪里，我们能看不能？”那叔叔指了指城门洞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审过关起来就不行了。”我们一阵欢笑，又换了小心，蹑着脚溜到审讯室玻璃窗户外偷看。果然见两个“叔叔”正在审一个中年人。

这可能是个高级特务，三十岁上下吧，瘦点，看去很清秀，眉毛有点“倒八字”形，嘴角稍有点上翘，个子不算高，端端正正坐在板凳上，上身确实是飞行装那种皮夹克，除了这身衣服，和小人书上的“特务”无一似处。抽着烟，操一口洛阳话和审讯员对话。双方都似乎相当客气，也没有平时审案拍桌子喝骂那凶煞样子。我们这一群你看我，我看你，都有点失望：特务原来是这样的？后来听说他落网，是破译了敌方的电报密码，指挥敌机空降地点就在公安局附近，落地同时落网——长这一说，又让我们对“局里”神往了一阵子。

形势骤然间变得紧张起来，第一，我们不能再穿越轻犯监狱“过西边去玩”。第二，公安局从审讯室到监狱加派了岗哨，最初是三个，后来到五个，再后来是一个班，枪上都上了刺刀，公安局的叔叔都随身挎上了驳壳枪。母亲的枪连在皮带上，也随身在腰间——即使在栾川，她也没有把枪亮出在外面的。第三，往日轻犯们抬土，刨地，出入监狱，现在他们被封了，满院都是公安干警，个个神色庄重，真枪实弹气氛严肃。轻犯都这样，可想而知重犯监那边如何了。

这种情势，根本不可能在大院里边玩了。我们就到羊角山去玩。但羊角山上的庙却封了，白纸打“×”盖着公章，问了问，说老和尚是特务，头几天要抓他，他自杀了，这件事又让我目瞪口呆了好一阵子——不信？没人不信政府。

接着的形势愈来愈让人透不过气来，开始“枪毙反革命”。再没有比公安局这地方更能体味此类情状的了，几个脸色灰败的犯人铐着链子，锒锒铛铛被押到审讯室外，小公安们早已准备好铁锤、砧子、钳子等，给他们叮当叮当开镣子，街上叫来的剃头师傅准备好，给他们剃头……再接着会给他们送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酒和四个菜——我后来才知道，这也是一成不变的千古规矩，叫“辞世饭”，确实有点人道主义的情味在内的——再接着，就不和他们客气，五花大绑起来，脖子插上亡命牌子，冲锋枪押着就走了，门外有那种朝鲜战场上缴获的美国道奇车，哼哼几声开去，世界上从此就没了这几个。

这样的事那阵子几乎天天有。重犯监那边关了多少反革命？我不知道。天天三个五个，有时多的有十几个，开镣、吃饭、上绑、登车——去西天。这就是镇压反革命那阵子的情况。我们已经不能再出去玩了，因为气氛不对了，小朋友有的爹或叔也被镇压了，这时的母亲也临时住在公安局，我就整日闷在她房间里看小人书，看院里的梧桐树。

我在过几年懂事后，父母闲时对话，我旁听，“杀的都是县团级（伪人员）”。我又在过了几年懂事后，知道还有战犯一事，我弄不懂为什么国民党的高干都好好的，这些下级却得剃头吃饭上车……不懂了好多年。又再过了若干年，读了些书明白了，这其实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是人文心理的政治反映，大人物，杀一个便会有人说你“凶狠好杀”。由此可知，官，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做大官，背上靠旗的大将军，可以尽情做，打着号旗的喽啰“校尉们”，你别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