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样的真实”和“二手的虚无” 与魏天真的对话之二（第3/4页）

问：你对自己不光很清醒，还很严厉呢。过去没有的对话性，现在有了：把自己连同自己入乎其中的状态一起放在“回头看”的视野中，与过去、与自己的对话，也是与现时读者的对话。不过，我个人认为从您的“少作”到今天的大作，还是有很明显的一致性、连贯性的，比如反讽，不管是修辞意义上的，还是从写作的态度和立场上看。

答：连贯性肯定是有的。写作，也是一个寻找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起初写作者可能是被题材所吸引，是跟着故事走。但是，吸引他的为什么是这个故事，而不是另外一个故事呢？也就是说，其实写作者的主体还是有一个“核”，这个“核”决定了他对这个故事有感应，而对另外一个故事却没有回应，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但写作者本人，在初学写作的时候，对此并没有充分的认知。随着写作经验日渐丰富，他才能逐步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写，他会意识到自己的那个“核”，那个“主体之核”。这个时候，他才会去有意识地接触它，开发它，围绕着它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并想尽办法，尽可能使那个“主体之核”发生某种变化，并由此带来写作的变化，以应对世界的变化。这个过程，在外人看来，就会是一个连续性过程，而对写作者自己来说，它却是一个在连续性当中艰难地发生变化的过程，它就像奏鸣曲中的变奏。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连续性可以看成是“核”的外化形式。

不妨敞开一点来说。丹尼尔·贝尔，就是那个写《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社会学家，在谈论宗教的时候说，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不断地带回到生存的困境之中，而这个困境却是人道与友爱的基础。他的意思当然是说，只有意识到这个困境，才会有人道与友爱。接下来他说，连续性来自人对生活抱有的悲剧意识，而这种意识只有生活在有限和自由的刀锋上的人，才能够理解。将贝尔的话，拿来形容文学上的连续性，形容一个具体的写作者的连续性，我觉得还算有效。

当我说，我一直在寻找变化的时候，我是想说，我其实是在不断地接近那个“主体之核”，并想办法让它丰富，让它发生变化，以应对我感知到的世界的变化。我这么说了，您也就完全可以认为，直到今天，我还并不认识自己。

问：前一阵，我专门读了你2005年的几个短篇，先读了《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接着再读《狗熊》，还没有读完，就忍不住想这个小说可以加个名字叫《我们的爪子》。到了《林妹妹》，觉得应该叫《我们的那啥》了。客观地说，每一篇都使人震惊。但就我自己而言，要服从“研究”的宗旨，就要概括地、有高度或者深度地表述我的理解。想来想去，只找到“作家的正义感”一语可作解读的切入口。的确，我从你的这些作品中感觉到一种非常强烈的“正义感”，可这应该是一贯的啊。并且“正义感”这个词好笼统，是否有点不符合实际？能否谈谈你写这些短篇的心境或者内心动因？

答：我原计划写十几个短篇。前年春节前，我在上海见到宗仁发先生，我说写完以后就给《作家》。你知道，我以前很多小说都是宗仁发先生发表的。我很愿意将新作交给他。我原来设想连写十几个，就像《都柏林人》，那样，有一个不断变化又相对集中的主题，小说的主要人物是儿童和动物，写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人与动物的关系，背景就是眼下这个时代，然后出一个集子。可是，后来因为要写长篇，把这个计划撂下了。有一天，我可能还会接着往下写。

“正义感”这个词，有点吓人了。加缪的《正义者》问世以后，这个词的味道就变了。我想，大概是因为写到了儿童，写到了动物，他（它）们容易受到伤害，也正在被伤害，所以，这些小说给人的“正义感”可能会强烈一些。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小说，叫《悲愤》，就发表在我后来参与编辑的《莽原》上面，可我后来找不到了，我也懒得去资料室找。但这个题目，我却一直很感兴趣。没错，我想我的很多小说，都有“悲愤”的情绪在里面。但随着年龄渐长，这种“悲愤”里面会加入一些无可奈何，悲愤变成了叹息。我想，几乎所有人都这样，比如鲁迅，《呐喊》会变成《彷徨》，《彷徨》又会变成《坟》。

问：你的小说里头的确贯穿着一种悲愤，但经你这样一说，倒是提醒了我，我是觉得，在其他小说中，同样是中、短篇，那种悲愤可能是以一种佯狂的方式出现，有的藏在插科打诨里头，有的为冷静的描述所抑制，但这些小说里头的愤激好像是按捺不住了。所以，在我看来，不是由悲愤变成叹息，倒好像是从《坟》奔向《彷徨》再奔向《呐喊》了。这是不是因为写到了儿童的缘故？

答：看中国文学，看世界文学，只要写到孩子与成人世界的遭遇，很多作家都变得激愤起来。我至今不敢要孩子，就是感到这个世界过于凶险，我自己又没有能力保证可以给孩子一个非常幸福的环境。你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越多，你的担心就越多，疑虑就越多。

问：您说这些我感到惊讶。可能因为您说出了我的想法吧，相同的理解就不必多说了。

答：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其实连父母都不敢当的人，才是最“可怜”的呀。

问：我看到对你的小说评论，有批评家注意到你的“先锋性”，也有的把你的创作和先锋作家比较，说对“先锋”的超越。说实话，我对文学理论和批评都不在行，我是凭感觉的。我感觉你一直很注重“写实”，写实的功夫也很了得。写实当然包括写人、写事、写心理，写作者的情绪和心境、阅历发生变化，他写出来的“实”可能让读者感到风格上的变化，但他自己执著于写实的态度却是不变的。这是我对你的理解。另外，说到写实，恐怕人们会想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要我把你的作品归到哪里，我也不知道了。仅就写人的心理来说，我们所说现实主义还有自然主义作家是全知视角，直接告诉我们这人怎么怎么想——以前我觉得这真实，现在好像变得不真实了。现代主义像“意识流”写内心活动像人拿相机拍风景一样把心理照录下来，至多是局部的真实，管窥豹斑而已。我所说的“写实”，是实写或者说照录一个人的言行，而又能够让读者从这个言行中推断他的行为动机和心理活动，作者看起来没有介入其中，没有影响读者对人物的认识，事实上，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却朝着作者所期待的方向。现在的作者是不是有点不耐烦写实啊？尤其是那种看起来平淡的细节、场景、言行举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