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小说 2010年5月20日在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上的演讲（第2/6页）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文学虚构，真是吃力难讨好。因为职业的原因，我相信大家都会与我有相近的感受：受大众传媒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作家这种职业。许多人都认为，与其读小说，还不如看报纸，看电视新闻。有许多大教授大学者，都是报纸迷。我看过北大的一些教授对王瑶先生的回忆。王瑶教授每天都要看十几份报纸的，看完之后，还要评论一番的。以前，我经常听人说，外国人一上火车，就拿起一部长篇小说看。很多人很羡慕，尤其是作家们羡慕：看看人家，看看人家的读者。可是，我在国外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国外的地铁上，人们拿的也都是报纸嘛。其实我们的地铁上面，也有很多人捧起书看的，当然那不是小说，可能是公务员考试的资料。人们之所以舍小说而读报纸，舍小说而看电视，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可能是人们觉得新闻报道是真实的，是非虚构的，而小说是虚构的。小说是通过虚构达到真实，需要通过一个转换，而新闻报道直接面对真实。与小说相比，报纸、电视似乎更有现实主义精神，上海的张三就是上海的张三，不可能是北京的李四、河南的王麻子一起勾兑出来的张三。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连傻瓜都知道了，新闻并不都是真实的，通过剪辑、通过信息的重新编码，即便新闻的所有素材都是真的，它最后得出的结论也会是假的，新闻惯用的伎俩就是用一个真实去掩盖另一个真实，或者用局部的真实去掩盖更大的真实，从而得出一个虚假的结论，创作出一个新的谎言，差不多成了用非虚构的形式出现的虚构文学。所有从事过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非常丰富的经验。当然，这种情况不仅会出现在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国度。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记者克朗凯特，他同时也是电视新闻主播。世界各地的新闻主播制度的兴起，就是源于这个克朗凯特。美国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新闻栏目，栏目的名字就叫《克朗凯特晚间新闻》。从克朗凯特开始，电视新闻主播开始全面介入整个新闻流程，从选材，到拍摄，到后期制作，再到配发广告，全面掌控整个生产流程。我们留意一下中国的电视新闻杂志就会发现，白岩松、水均益们也试图向这方面靠拢，当然他们比人家晚了三十年。当时克朗凯特的影响有多大呢？他可以影响美国社会，影响冷战格局，也就是说他可以同时影响东西方两个阵营。当年的约翰逊总统有一句话，说他可以不听国会的，但必须听克朗凯特的。不听国会失去的是选票，而不听克朗凯特将失去美国的民众。就是这个克朗凯特，被认为是“美国最值得信任人士”。那么这个人最担心什么呢？他最担心街上的老太太走过来对他说，老弟，你说什么我都相信。他当然知道，自己说的并不全都是真话。我也曾在一篇小说中开玩笑，说这个世界上谎话说得最多的，就是新闻联播的播音员，他们每天都字正腔圆地说着谎话，巧言令色啊。但是，尽管我们知道这种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镜头、文字、图像有可能包含着更大的虚构，但是很多人，包括我，包括前面提到的王瑶教授，还是愿意把很多时间交给电视、报纸、网络。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虚构是否还有必要？在大众传媒横行霸道的时代，小说何为？

那么，好，我在此先说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非虚构的世界，虚构就显得越是重要；我们越是生活在一个被图像包围的世界，文字书写就越是珍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虚构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精神的体现，是一种对体制的不认同，对日常生活的抗争。也就是说，非虚构世界的存在，有可能使得小说存在的理由显得更加坚实，更加充分。事实上，当这个世界过多地沉浸在非虚构的语境中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虚构就成为了“他者”。“他者”这个词，我套用的是西马的说法，马尔库塞的一个说法。按照他的这个说法，正是这种“他者”，这种异于现实的美学，让我们得以与体制化的现实疏离开来。而正是这种疏离，这种暂时身在庐山之外，让我们不仅得以认清现实，而且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字具有一种介入现实的力量，当然，它也让我们得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确立自我的身份。

其实，这样一种与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它只是在今天表现得更加突出而已。照钱穆老先生的说法，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可以到历史中寻找答案。答案不一定能找到，也不一定管用，但起码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说到历史上文学与传媒的关系，那例子太多了。比如，我们现在公认的西方现代小说的鼻祖福娄拜的小说，就与大众传媒有着深刻的关联。包法利夫人的故事最早就是从报纸上来的嘛。我看过一部福楼拜的传记，叫《福楼拜的鹦鹉》，里面对福楼拜与传媒的关系也有很多描述，福楼拜作为一个作家真是生于斯死于斯，生于媒体死于媒体。比如，现在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来自没有大众传媒的刺激，鲁迅的小说会是什么样子？先不说鲁迅的杂文都发表在当时的报纸上，杂文嘛，他要立竿见影，要一针见血，要痛打落水狗，所以选择报纸可以理解。但鲁迅的小说，他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也都是在报纸上连载的。而且因为报纸版面的变化，编辑工作的调动，鲁迅可以随时调整每个段落的字数。如果不是因为编辑催稿过急，阿Q先生还可能多活几天呢。他要是多活几天的话，谁知道阿Q身上还会发生什么故事，说不定鲁迅先生不让他死呢，让他成为一个死而不僵的人呢。果真如此，我们从阿Q身上发掘出来的对于所谓的国民性的认识，与今天会有很多不同。因为鲁迅和福楼拜的例子，我们是否可以稍微胆大一点，来下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无论是中国现代小说还是西方现代小说，它的肇兴都与现代传媒有密切的关系。没有现代传媒的介入，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小说，现代小说其实也是现代传媒发展的重要成就。

鲁迅这样的作家，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似乎还可以理解。那么另外一些作家，另外一些在我们看来是桃花源中人的作家，比如沈从文，他也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而且他看世界的方式，他想象世界的方式，他表达世界的方式，他的小说文体都与大众传媒的影响密不可分。但非常奇怪，我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为什么会忽略？因为他的小说文体与大众传媒的关系非常隐蔽。沈从文只写了一部长篇，就是《长河》。《长河》最早也是报纸上发表的，是发表在香港的报纸《星岛日报》副刊上面，时间是1938年，从8月连载到11月。最近，因为我的那部写乡土生活的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再版，有人问到我对乡土文学的看法。我不能乱说啊，就把沈从文、赵树理的小说看了一些。沈从文的小说我看的就是《长河》。《长河》出单行本的时候，沈从文又写了个题记，讲了写这部小说的缘起。他讲到民国二十三年的冬天，他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这个时候他离开凤凰已经十八年了。所以他说，他一进入凤凰，发现什么都变了，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乡村社会的那种正直朴素，那种人情美，几乎消失殆尽。然后，他提到了“现代”二字，他说“现代”二字到了湘西，显得非常具体。怎么具体呢？就是原来抽水烟的，现在改抽纸烟了，人们现在也开始吃罐头了。同时，政治生活中的公文八股，也进入了人们的交际，进入了人们的日常口语。然后，他荡开一笔，又提到了他最著名的《边城》。他讲到了他为什么写《边城》，说自己写《边城》，是为了将“过去”和“当前”进行对照，他要提出的是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问题。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前面提到“人情美”这个词。写人情，写情义，这是中国小说的最重要的主题，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所以他这里说的是民族品德的消失和重造问题，起码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他对人情美的吁求。他接着又说，他还要将写《边城》的路走下去，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怎么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的样子，加以解剖和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