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小说 2010年5月20日在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上的演讲（第3/6页）

沈从文的题记写得很长，我们从中可以读到这样一个信息，如果他没有在京城生活的经历，如果他没有接触到现代媒体，他是不会写《长河》和《边城》的。有意思的是，在《边城》当中，沈从文实际上根本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将“过去”和“当前”进行对照，他向我们展示的是湘西社会非常纯美的那一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造了一个希腊小庙，所以那种纯美带有某种宗教情怀。而在《长河》当中，沈从文不断地提到现代媒体，其中提到最多的是《申报》。我在写《花腔》的时候，曾经查找过一些关于《申报》的资料，因为这是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报纸，十九世纪创刊，1949年才停刊。它的影响有多大呢？大到成为报纸的代名词，成为现代中国传媒的代名词，有点像用鲁班来指称木匠，说到投降派那就是宋江。在提到《申报》的时候，沈从文还经常提到一个现代词，当时那真是个现代词，和现在的“新农村运动”一样很现代的，这个词就是“新生活运动”。我们都知道，那是蒋委员长亲自抓的，这个运动从1934年一直持续到1949年。十五年啊，这应该是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运动，比后来的“文革”还要长。我们在钱锤书的《围城》当中，也可以看到对新生活运动的有趣描述，反讽式的描述。小时候我看过一部书《金陵春梦》，也叫《侍卫官札记》，里面对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也有许多有趣的描述。我们现在都知道，行人走路靠右走，这其实就是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之一。当然这个运动，一方面是要跟世界文明接轨，开车走路要靠右，一方面是要提倡所谓的礼仪廉耻，复兴传统文化。既要搞接轨，又要搞复辟，两手都要硬。这其实是现代以来中国历次运动的核心。怎么说呢，这么一来，《长河》这部小说就变得非常有趣，既充满着民间话语，又充满着一系列大众传媒话语，而那些大众传媒话语大都是用民间话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呈现出一种新的现实。沈从文写《长河》的时候野心大得很，准备写四卷本的，准备写成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的长篇巨著的。沈从文的野心还体现在，他准备用自己的小说对那个时代做出强有力的回应。沈从文这个人啊，貌似平和淡定，其实是很激越的。所以他在叙述方式上，也做了很多调整，现在重新翻阅《长河》，你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与一般的长篇小说迥然不同，还真称得上是众声喧哗。在叙事上它也不像是一般的长篇小说，倒像是说明文，地方志，风物志，小品文，是一系列碎片的连缀。最近几年有一个词经常被人提起，就是“百科全书式的小说”。这本来是卡尔维诺提出的一个概念，但你可以发现，《长河》还真的有点像卡尔维诺提出的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我以为，也可能是误以为，这是沈从文这样一个作家，在他那个时代，对小说做出的一种必要调整。

如果联系到沈从文同一时期写下的《边城》，我们会发现他的调整实际上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是把大众传播当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把大众传媒与现实的关系当成一种新的现实，然后正面去表述。套用余华先生的话来说，这或许就是正面强攻。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社会学家，法国巴黎高师的，叫布尔迪厄，他提出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电视知识分子”，他写过一本书叫《何为电视》，只有五万字，是个小册子，但影响很大，是为电视祛魅的。他的说法倒不是正面强攻，而是叫“参与性对象化”，简单地说，就是参与到对象之中，揭露、清算它的内部机制，类似于特洛伊木马，就是进入到对方，然后批判它。他还有句话，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将智性的悲观与行动的乐观相结合”。沈从文的另一个处理办法，似乎是完全逃离现场，背对现代文明，去描述一个未被现代社会所浸染的边城。我们看《边城》的时候，确实就像在读《桃花源记》啊，那完全是一个乌托邦，是一个非常自足的世界，一座塔一条河，一个老人一个少女，一条船一条狗。真实世界中的边城，毫无疑问不是沈从文描述的那个样子。如果真是那个样子的话，沈从文出来当兵干吗？干吗往北京跑啊？据说，沈从文写的翠翠有张兆和的影子，脸盘长得都很好，还都有点黑，俏黑女子。沈从文好像用到一个词，叫“黛”，林黛玉的“黛”。但我们不要忘了，张兆和是个洋学生，张兆和一家人都是洋学生。而翠翠却像是一个美好的小动物，她最大的玩伴不是书本，而是那只黄狗。这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沈从文是带着对城市生活的感受，带着对女洋学生的感受，来写《边城》的。

从表面来看，我们或许可以把沈从文的小说称为地方性叙事。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沈从文的这种地方性叙事，都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乡村故事，也都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个传说。他的写作其实很复杂。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写作的热情，他的地方性叙事的意义，看成是外部世界刺激的结果，看成是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符码介入的结果，我想这种说法大致上可以成立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沈从文这样一个乡土作家对现实的两种回应方式，他的写作也由此获得了长久的意义。事实上，直到今天，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或者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被认为是一个乡土社会。即便是我们的都市，也会被认为是乡土背景下的都市。但是，我们在书写乡土社会的时候，肯定是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书写的。在我看来，沈从文虽然自称乡下人，但他确实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想想看，他在那个年代就意识到了大众传媒的问题，并在文体上做了回应，真的很不简单。我想，他的写作能够给我们带来某种启示。其中最主要的启示，我想是他提供了想象世界的方法。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现代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沈从文想象世界的方法，以及作为一种地方性叙事的意义，都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越来越具有启示性。

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与沈从文那个时候相比，大众传媒对时代的影响现在要更为深刻，更为广泛。同时，传媒的性质也有了某种变化，如果说在《申报》的那个时候，现代传媒还是国家意志的象征，政府以及报人似乎也都相信，媒体在相当的程度上起到类似于“统一度量衡”的作用，而且它同时确实具备某种现代性，有着更多积极意义的话，那么现在，大众传媒确实发生了变化。就中国的媒体而言，这种变化当然更多是积极的，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也同样突出，而且可能越来越突出。从2004年开始，波兹曼的一本书，很薄的一本书，叫《娱乐至死》，意外地成了一本畅销书。当时我的一部小说，就是前面提到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和这本《娱乐至死》同时获得了一个奖，所以我就翻了翻这本书，没想到一下子看进去了。作者的另一本书叫《童年的消逝》，写得也很有趣，很娱乐，也很尖锐。在《娱乐至死》里，波兹曼对以电视为代表的当代大众传媒有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可能极端一点，但它确实能够点中穴位。我自己觉得，他的一些说法，对中国的媒体同样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