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时代的小说 2010年5月20日在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上的演讲（第4/6页）

波兹曼说，当代大众传媒其实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娱乐的声音，都在拼命搞笑啊。新闻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带来多少笑声，一个播音员因为长得丑一点，不能带给人视觉的愉悦，收视率就会直线下降，那么这个播音员的下场就是卷起铺盖滚蛋。在这本书中，他还提到一个有趣的事，说的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如果联想到尼克松当年给毛泽东送了一台电视机，那么这件事就更加有意味喽。按波兹曼的调查研究，“水门事件”之所以会暴露，是因为尼克松在电视上的形象有问题，不像老实人，很像一个说谎者，从而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一阵穷追猛打之后，尼克松还真是露出了狐狸尾巴。我们发现，从此尼克松也给世界贡献了一个词组，叫“X门事件”，比如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等等。波兹曼还提到，里根当年参加总统辩论的时候，之所以能够获胜，是因为他在辩论的时候讲了个笑话，所以报纸上第二天的标题就是里根用一个笑话，用一个段子，击败了对手。波兹曼在罗列这些有趣的事，哦，这种罗列方式好像也是在讲段子，讲笑话。之后，波兹曼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像美国这样一个当今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正在不自觉地进入另外一种专制社会，这种专制不同于以前的专制，它采取的手段不再是监狱，不再是皮鞭，不再是老虎凳，不再是辣椒水，而是欢乐，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欢乐和谐。你不能不承认波兹曼的目光非常刁钻。如果我们承认他说的是事实，那么这种媒体的专制，一种娱乐的专制，确实非常隐蔽，大象无形啊。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我们不再体验到那种传统的痛苦，那种老式的痛苦，那种细致入微的痛苦。个人的痛苦在这个时候显得很没有意义，不值一提，没有说头，别人可以一笑而过。好像是对波兹曼这句话的验证，波兹曼虽然是个非常重要的学者，但是他在2003年死去的时候，他的死是无声无息的，没有激起半点涟漪。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美国的新闻媒体正热衷于一件事，那就是以出演男性机器人著名的施瓦辛格正在竞选州长。施瓦辛格这个好莱坞明星的参选和当选，使得政治竞选制模式与好莱坞的娱乐模式完全同一了。我们知道，施瓦辛格演的都是关于未来世界的影片。机器人嘛，大卸八块仍能毫发无伤，还能给人带来快乐。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寓言。

当然，我们不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由媒体控制的娱乐时代，我们就没有痛苦了。痛苦当然还是有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体验到的痛苦，是一种受大众传媒影响之后的痛苦，一种很新型的痛苦，听上去好像还有点别致的痛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说以前女人的痛苦，那可能是易卜生所写的娜拉式的痛苦，娜拉是走出去呢，还是继续待在家里？鲁迅后来不是也写过文章嘛，娜拉走后怎么办？走了之后是重新回来呢，还是继续待在外面？要是待在外面那会干什么呢？这是女人的痛苦。现在不了，鸟枪换炮了，现在女人的痛苦变成了一种化妆的痛苦。如果说她们从那种老式的痛苦中解放了出来，从棍棒、老虎凳、大男子主义的淫威下解放了出来，那么她们现在进入了一种新的痛苦，一种面对镜子时的痛苦：我为什么没有章子怡那么漂亮呢？我为什么没有张曼玉那样的身材呢？梁朝伟为什么盯着汤唯看，而不盯着我看呢？不行，章子怡用什么化妆品，本姑娘也得用什么化妆品，张曼玉在电视里穿什么旗袍，姑奶奶也要穿什么样的旗袍，汤唯用什么样的手袋，小姐我也要用什么手袋。而且电视，还有电影在描述女人的时候，女人的身体似乎是可以切割的。这个电视作品、电视广告重点在女人的乳房上做文章，所以无论是服装还是摄像还是灯光，都在造成爆炸效果。那部电影因为要展示旗袍，所以文章重点做在腰上。一种整体的女人形象，整体的人的形象，在此被瓦解了。那么这个时候，女人就从一种专制进入了另一种专制。当然这不仅是女人的问题了，男人遇到的问题同样严重，或许更为严重。而这种专制，是大众传媒提供给我们的，是大众传媒迫使我们就范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个人的痛苦在哪里？在这样一种欢乐和谐的气氛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又在哪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小说的虚构肯定要做出某种调整。我本人好歹也是个编辑，我在大量来稿中可以看到，对当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进入浮世绘式的描述。而且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沉迷其中的描述，是一种渴望着被同化。比较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更多的反思性的书写，对这样一种新的专制进行反思式的书写，对个人存在的真实性所面临的威胁的反思性的书写。尽管如此，我仍然乐于承认，这确实也是一种调整，而且在市场上还非常有效。当然，我更乐意看到另外一种调整，我觉得它更有精神性的意义。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重要的敏感的作家，经常在强调小说的叙事资源问题。莫言的小说《檀香刑》是个重要的例子，《檀香刑》实在是个神品妙构啊。格非的《人面桃花》也是个例子，毕飞宇的《玉米》也是个例子。这三部小说当然都是当代名篇，是屈指可数的杰作。莫言在《后记》里面提到的大踏步后退，很多批评家还加入了讨论，大致意思是说，莫言是在向传统小说致敬。格非的《人面桃花》，用他自己的说法，他受的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影响。我记得很多年前，那时候毕飞宇刚发表《玉米》，如潮的好评还没有到来，我与毕飞宇私下有过一次长谈。他问我对《玉米》的看法，我的评价当然很高喽。别笑，那不是客套话，而是心里话。当时我谈的也是叙事资源的问题，我说我甚至读出传统小说的味道。毕飞宇当时一高兴，就向我透了个底，说他正在看《金瓶梅》和《水浒传》。据他说，《玉米》这个篇名来自臧天朔的一首歌。这也非常有意思，一边放着摇滚，一边翻着《金瓶梅》，一边写着《玉米》。我觉得毕飞宇随意说出的这样一个情形，倒可能说明了当代写作的重要处境，一种复杂的处境。而当他们提到叙事资源问题的时候，我以为他们其实也在强调地方性叙事的意义，一种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地方性叙事有哪些新的空间，新的可能性。我还想说，这与沈从文当年的写作，其实应该说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之所以在今天如此强调叙事资源，要把《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重新从书架上取下来，放到自己的案头，是因为到今天，越是全球化，地方性叙事的意义越是突出，我们自身的文学资源也就越是显得珍贵。当然，与沈从文的小说相比，他们还是做出了很多调整。比如，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对乌托邦的描写，就与沈从文的乌托邦描写完全相反，那是一种反乌托邦，里面吸收和消化了很多学科的比较新的研究成就，它最后呈现为作家对现代史的一种苦涩的解读。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们用这种文体，一种拟古式的文体，造成一种疏离感，以此来对大众传媒所代表语言、文化、意识形态，进行个人的抗争。他们顽强地拒绝被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