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第3/3页）

我幼年对游街公审无限神往，但每次消息传来，我姥姥都把我按在床上逼着我午睡，禁止我跟在其他孩子后面去观看这狂欢。我只能想象一排背上长出木牌子的人站在绿色解放卡车上，子弹像蝲蝲蛄一样铺天盖地地飞过他们的胸膛和头颅，我梦想能捡到一把追忆着耀眼死亡的弹壳。

“剃头有用，你当清兵入关逼汉人剃头是闲着犯轴？八几年，小崽子学嬉皮士和香港人，长头发大喇叭裤，弄进去，先推个秃子，没了个性，再提审就软一大半，好用着呢。那时候学校也用这招。留发不留头，我猜是汉人给满族人出的主意，他们自己不见得懂这奥妙：要你自己跳出来，把立场摆在明面上，再残酷斗争，头发已经没了，脸也就不好意思要了。”

#罚#　“告诉你啊：要生下来，就得交罚款一万”，那是多少年的工资，她认了；“工资扣三级，以后也不给涨”，她也认了；主任又来了，“国家抓得这么紧，孩子生下来，派出所不给上户口，一辈子是盲流”。她哭了一夜，同意去做掉，计生办派俩人看着她被推进去，等她出来，那俩人已经走了，自己扶墙回家。孩子要是活着现在快三十了，总念叨：其实交了罚款就能上户口，叫他们骗了。

（续）那时候机关单位管得更严。她说：“其实呢，当时我非要生，也就生了，已经六七个月了，但是觉得应该响应国家号召。”补充了一句：“国家干部，谁敢不响应！”就去做引产。是个男孩，血糊糊地躺在蓝边儿白底搪瓷托盘里——她为什么要看？但是看了，看了也不觉得有什么，整个国家都刚刚度过最严寒的岁月，正在侥幸地喘息。

（再）我大姐家女儿小名叫黑嫚儿，因为是超生的，款罚了两千，当年是让人胆寒的巨款，最严厉的打击是大姐夫没了吃公粮的身份，但也没后悔过，不知全国有多少以黑为名的孩子，自小被人取笑。此所谓不为国分忧。扒房牵牛的旧经验，再过几年，就要被当做传谣了。有家房子坚固得气人，生到第五个时，是可忍孰不可忍，多方协调，批来炸药，终于落实了“房倒屋塌”。

【前腔】多年以后，一份报纸上的一条普通报道写道：“儿女双全一直是安徽合肥居民×××最大的心愿。去年，三十九岁的她终于等来国家的二孩政策，尽管取掉了节育环，但一年多了还是怀不上。”

气功在全国很流行过一阵，知名气功师里，稳健的表演隔空取物，激进的自称大兴安岭的大火是他踏着五彩祥云灭掉的。有大科学家铺保，还有大作家写传记传诵，我愿意相信他们是受骗而不是同伙。每到星期六晚上，大小礼堂里都有带功报告，上千人连哭带笑，一人顶一口铝锅。那时候的人单纯，不奢望成仙，更舍不得羽化，只是图个解闷而已。

可能是下海和炒股兴盛以后，气功就退潮了。其后十余年后又有传销之事。本市有块飞地，是个自办社会的国营厂区，民风淳朴。我去那里走亲戚，大街上正放着流行过了的歌曲，职工和家属都练市里人已经不玩了的气功，八块钱一盘买空白磁带翻录带功报告，翻录的也同样带功。亲戚家的小女儿寒假期间开了天眼，开学后，班上还有几个同学也都陆续开了天眼。

八十年代末，什么都开始带一点，时代重新伸向许多可能。有了股票和外贸，有了夜总会舞厅，过去的文化人下海办公司，踟蹰往复于许多可能之间。赚钱后去娱乐，老板许以随意和尽兴。也搂着年轻女子在灯球下打转，这有何难？酒酣耳热，调笑仍然斯文：“这首曲子很好听，叫什么？”女子一愣：“可不咋的，见天儿听，都不知道叫啥名儿呢。”遂顿感无味。

一九八八年，经济好像陷入某种艰难，而上海因为毛蚶陷入了甲肝恐慌。据说是运送水产的拖船也运送粪便所致——这是公共卫生话题了。我当时刚能勉强看懂本地小报，记者写道：在上海的一家饭馆里，一个刚刚被传染上的患者叫了两个菜，吃完之后，又恶狠狠地舔了一遍面前的餐具。这是我对世界的最初印象，其后也没有什么改变……

【馀文】“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度尽的年月褪掉污垢和光泽，不再有荣辱，只剩下广泛的孤寂和无始无终的畏惧。他们将神灵的审判视作绝对的仁慈，我们矜夸着各自的劳苦烦愁。在时间这条笔直的迷宫里，各自思索着不可说的问题。虽变化多端，但也是只是关乎自己的去向。在磨难与荣耀之间，或许有，或许并没有那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