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周记

星期一

飞机在昆明下降是一截儿一截儿沉下去的，人坐在那儿像跳水，忽悠一下心蹦进嗓子眼儿忽悠一下心蹦进嗓子眼儿，脑子一阵阵空白。

这些年已经不爱坐飞机，每次坐，都觉得像被人放了一遍风筝，看空中小姐的眼光也越来越像看活烈士。想过一个坑人的死法，老了包一架飞机，把这辈子的朋友都请来，在空中让驾驶员跳伞，然后请朋友们自便。

本来以为到昆明是一个小团自己玩，临出发才知道那儿是个旅游节，政府接待，要按规定的路线参观。

这个开飞机的一定是个开战斗机的，着陆像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乓的一声砸在地上，飞机一通怪叫，边喊边跑，好在没散架，最后全须全尾儿地停下了。

下飞机有风，当地接机的朋友说就是因为刮风，所以飞机在天上才晃。

出了候机楼有旅游局的处长局长们迎上来握手，有一些拿照相机假装媒体的男女在拍照，一帮穿金红旗袍的“礼仪小姐”上来献花一下把我腻着了，我也不知为什么特别反感献花这个动作，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吧，我这种人表示客气握一下手足矣，再多了我先臊了。处长还张罗着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排队照相，我说咱们别扰乱公共秩序了。

小时候在人群后面喊台上的人傻帽喊多了，现在怎么也不习惯往人前站，总觉得还有一个自己远远躲在人后头喊傻帽。

开车进城，看见很多新楼，也没什么新鲜的，和全国各城市盖得一样难看。我大约是老了，自己住得舒服了，为什么不爱看新楼了？原来我也一看新盖的大楼就认为是现代化了。有一座楼盖得像烟盒，转过来看字，果然是“红塔集团”的。一路开到酒店，对昆明的印象像二十年前到深圳，楼太新，树太小，满眼是楼仍觉得这地方荒僻，盖了一半。这么下去有完吗？反正现在谁要说北京是文化古城我跟谁急，明明是浦东郊区嘛。

酒店环境不错，度假性质的，房间也舒服，水是温泉。据说是新加坡人设计的。看过几个新加坡人设计的会所、高尔夫球场，还是透着小国寡民的穷气和算计劲儿。不过贝聿铭又怎么样？香山饭店搁在香山还是看着愣，一副盐商北上的派头。

下午是记者见面会，这是我的强项，“娱记”的思路就是那一套，注意事项就是别跟他们认真，这就百战不殆。

有记者问我对“娱记”怎么看。我说不容易云云。

其实在我看“娱记”等同于长舌妇，人们有飞短流长的生理需要，靠街道老太太拨弄是非已不能满足，非要有专业人士去打听去制造去扩散，以飨天下人耳目，同时赚钱。好的“娱记”应该像古埃及圣物金龟子，也叫屎壳郎，发现粪，勤勤恳恳扒，然后把它做大。不要小看这工作，如果叫扒粪难听，可以换作为广大读者的知情权而奋斗。我见过很多“娱记”在从事这项工作时甚至充满正义感，这样的“娱记”最出东西。

我在两年前一次喝咖啡时的闲聊，被一个朋友整理后拿到上海《艺术世界》登出去了，那里面是对中国美术的一些胡说，有记者问这事儿，我说这事办得很不严肃，第一我不严肃，第二他们不严肃，至于嘛，没的登了？要是底下聊天的话都登，我这还有更蝎虎的。

有记者问我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我说是，他们很满意。这些孩子真是天真。

晚上吃饭，在宾馆里，淮扬菜，有官员作陪。官员们都是当过兵的，我和阎连科跟他们一桌。上来就放了心，官员们不喝酒。云南官场这个风气好，不灌人。随便喝了点“云南红”葡萄酒，还行，据说是法国酒分装的。

吃完饭就睡了。

星期二

早上起来觉得空气很好，昆明人老说他们这儿空气干燥，我从北京来不觉得，再干能干过北京吗？用温泉水洗澡，洗完发觉头发染了一层铜黄，若隐若现，跟韩国人似的，不敢相信，问殷红，他说是硫黄。

早餐咖啡很不靠谱，别的还行，我看了一圈，喝了碗豆浆，主要是凑热闹坐着聊天。我吃早餐纯粹是起哄，闲着也是闲着。我已经长完了，剩下是等死，一点点耗干净，所以已经不需要那么多营养了，每天有一顿晚饭就够。

邱华栋太能吃了，满满两大盘子又是菜又是饭，晚生几年真好，能吃的时候有的吃。像我，1958年生下来，刚断奶就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活活饿了三年。好容易大了，挣着点钱，吃饭不是问题了，又得了痛风，除了奶类和蛋类什么也不能吃，接着又得胆结石，炒鸡蛋也不许吃，活到四十岁又改喝奶了，算来算去中间没踏踏实实吃过几年饭。有一大夫让我戒烟，我说您给我留个念想吧。

昨晚有中央的老师下榻这宾馆，外面有很多警察和“奥迪”。中央的老师走后，外面清静了。

吃完早饭去“民族村”看开村表演，每天都来一遍的，像升旗仪式。

广场很大，种了很多假榕树，水泥浇注的，这就是人工景观的尴尬，什么都能造，树来不及长。仪式开始，很多少数民族少男少女轮番冲上来狂舞，主宾坐在斜对面，他们冲着主宾跳，从我站的这个角度看他们就全是侧着身。那些少女真娇小，她们天天在这献舞一定是拿工资的。据说这儿的少数民族歌舞者向全国各地的“民族村”输送，一些小民族差不多拿这个当专门职业了，不知道这么世世代代跳下去，能不能出像黑人摇摆舞那样改变风气的东西。这个广场上跳的舞没什么希望，大家都挺没心没肺的，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是一个欢迎，告诉客人我们很高兴你来。

村里很大，按不同民族安营扎寨，一些衣着华丽的年轻人假装在里面过节。我不大看得出这些寨子的区别，要不是每个寨子门口有牌子，说都是一个民族也说得过去。走在路上，看到一组少女慌慌张张跑过去，跑到池边一块空地忙不迭起舞，再看一行戴贵宾胸牌的西装男人鱼贯走来，少女们于是欢乐地拉住他们共舞。

走了一圈走得很累，在一个凉亭坐了一下，裤子粘上了一块口香糖。有人拿了新出的报纸给我看，上面有昨天记者见面写的报道。我昨天说“任何作品都不是完美的，《红楼梦》也一样”，今天报纸登着“我要骂《红楼梦》”。这“娱记”真专业。有个电视台记者问我和“媒体”是不是共谋关系，我说共谋双方要有利益，我现在不打算干什么，用不着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