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麻背后的蕴藏

远远看去,宋代就像一团乱麻。

乱到什么程度?我想用一句俏皮话来表述:乱到连最不怕乱的历史学家也越讲越乱,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讲乱,更不知道如何来摆脱乱。

既然如此,所有的中国人也就找到了从乱局中泅身而出的理由。宋代是我们大家的,它再乱,也像祖母头上的乱发,等待我们去梳理。我们没有理由让乱发长久地遮蔽了祖母,因为遮蔽祖母也就是遮蔽我们自己。

根据小时候的经验,祖母是不信任我们梳理的,却喜欢我们把小手当做梳子在她的头上游戏。有时她还会高兴地说:“对,就这地方,再给我敲两下!”她长年患有头痛,我们不经意地碰到了某个穴位。

梳理宋代,情景也差不多。

宋代还没有开门,中国似乎已经乱成一片。

从唐王朝灭亡到宋王朝建立,中间隔了五十儿年。在这短短的五十几年时间内,黄河流域相继出现了五个王朝,史称“五代”;南方又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再加上山西的一个,史称“十国”。就这样“五代十国”响响亮亮地作为一个正式名称进入中国历史,史籍间也一本正经地排列着“五代本纪”、“十国世家”之类,乍一看还以为是概括了多么漫长的年代呢。

把十几个各自独立的皇帝挤在一起,会出现什么情景自可想象。更麻烦的是,这些皇帝为了表明自己正统,喜欢沿用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朝代名称,例如梁、唐、晋、汉、周等,人们不得不一一加一个“后”字来表示区别,也实在让人头晕的。

宋朝,就是在这样的乱局中建立起来的。

结束混乱,这本来是一件好事,谁料想,却迎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危机。原先的五代十国都是汉族政权,而宋朝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强大勇猛、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政权。风起云涌般的马蹄声永远回荡在耳边,令人沮丧的战报不断从前方传来,什么办法都想过了还是没有办法,除了失败感就是屈辱感,这就是宋朝。

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立国时间早于宋朝,领土面积也大于宋朝,宋朝哪里是它的对手?留下的只是杨家将一门抗敌的故事。然后是西北方向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一次次进攻宋朝,宋朝也屡战屡败。再后来,辽的背后女真族建立的金,领土也比宋大,先把辽灭了,又来灭宋,宋朝的剩余力量南迁,成为南宋。南宋在军事上更是不可收拾,留下的只是杰出将领岳飞被枉杀的故事。等到蒙古族的骑兵一来,原先的这个族那个族,这个国那个国,这个军那个军,全都齐刷刷地灰飞烟灭,中华历史也就郑重地走向了唐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元朝,留下的只是文天祥他们英勇拒降的故事。

这么一段历史,如果硬要把宋朝选出来作为主角,确实会越想越不是味道:怎么周边的力量都与自己过不去?但是,如果从宏观的中华历史来看,其他各方也同样是主角,每一个主角都有自己的立场系统,构成了一重重诡谲不定的旋涡,根本无法受制于同一个价值坐标。宋朝固然有英雄,其他各方也有英雄,而且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宋朝固然受委屈,但也做过不少自以为颇有韬略的坏事,像“联金灭辽”、“联蒙灭金”之类,不仅使乱局更乱,而且一再踩踏了政治伦理的底线,也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这么一想,我们在谈论宋朝的时候,就不会像过去那样充满失败感和屈辱感了。

在热闹的中华大家庭里,成败荣辱驳杂交错,大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站高了一看也就无所谓绝对意义上的成败荣辱。如果有哪一方一直像天生的受气包一样不断地血泪控诉、咬牙自励,反而令人疑惑。浩荡的历史进程容不得太多的单向情感,复杂的政治博弈容不得太多的是非判断。秋风起了,不要把最后飘落的枫叶当做楷模;白雪化了,又何必把第一场春雨当做仇敌。

历史自有正义,但它存在于一些更宏观、更基本的命题上,大多与朝廷的兴衰关系不大。

蒙古族的马蹄使得原来一直在互相较劲的西辽、西夏、金和南宋全都落败,好像大家一起走向了死亡。是不是这样呢?不是。

死亡的是朝廷,而不是文明。

朝廷的存在方式是更替型的,必然会你死我活;文明的存在方式是积累型的,有可能长期延续。

两相比较,朝廷的存灭实在是太小太小的事情了。我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文人那么固执,至今还牢牢捧着宫廷史官的职业话语不放,把那些太小太小的事情当做历史的命脉,而完全不在乎九州大地真实的文明生态。

宋代,最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文明生态。

一提它的文明生态,它完全改变了形象,立即成了一个繁荣、富庶、高雅、精致、开明的时代,稳坐在中国历史的高位上蔼然微笑。

这是宋代?

不错,这是宋代。

宋代的文明生态,首先表现在社会经济生活上。我本人由于很多年前写作《中国戏剧史》,花费不少时间研究宋代的市井生活,比较仔细地阅读过《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等著作,知道北宋时汴京(今河南开封)和南宋时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两座都城的惊人景象。本来唐代的长安城已经是当时全世界最繁华的所在了,而汴京和临安的商市比之于长安又大大超越了。

长安的坊和市,都是封闭式的;两汴京的街和巷,则完全是开放式的了。手工行业也比长安多了四倍左右,鳞次栉比地延伸为一种摩肩接踵式的热闹。这一点,我们从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种热闹,在唐代的长安城里是有时间限制的,一到夜间就闭坊收市了;而宋代的都城却完全没有这种限制,不少店铺的夜市一直开到三更,乃至四更,而到了五更又开起了早市。

这样的都城景象,是不是一种畸形的虚假繁荣呢?并不。

都城以数量巨大的全国市镇作为基座,在北宋时,全国的市镇总量已接近两千。城市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因此,熙熙攘攘的街头脚步还是会聚了大地的真实。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统计,当时的商品流通量如果折合成现在的价格,差不多达到了六十亿至七十亿美元。可以断言,宋代的经济水平是当时世界之最。

作为城市后方的农村,情况如何?宋代无疑是中国农业大发展的时期。水稻种植面积比唐代扩大了一倍,种植技术更是迅速提高,江浙一带的水稻亩产量已达到八九百斤。此外,蚕桑丝织进入了专业化生产阶段,产量和质量都突飞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