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第2/4页）

与此同时，上海人拥有了与苏州私家园林完全不同的公园，懂得了即使晚间不出门也要缴纳公共路灯费。上海文化的重心转向报纸、出版、电影、广播和公私学校，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文化产业的道路。

后来，一场来自农村的社会革命改变了上海的历史，上海变得安静多了。走了一批上海人，又留下了大多数上海人，他们被要求与内地取同一步伐，并对内地负起经济责任。上海转过脸来，平一平心旌，开始做起温顺的“大儿子”。车间的机器在隆隆作响，上班的电车拥挤异常，大伙都累，夜上海变得寂静冷清。

为了延续“农村包围城市”的方略，大批内地农村的干部调入上海，为了防范或许会来自太平洋的战争，大批上海工厂迁向内地山区。越是冷僻险峻的山区越能找到上海的工厂，淳朴的山民指着工人的背脊笑一声：“嘿，上海人！”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人、深圳人、温州人快速富裕，腰包鼓鼓地走进上海。上海人有点自惭形秽，却又没有失去自尊，心想，要是我们上海人真正站起来，将是另一番景象。

也许是一种自我安慰，但我知道，他们是在守护一种经济之外的东西，那就是从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上海人的心理品性。

四

上海人的心理品性，我想先讲三点。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宽容并存。

只要不侵碍到自己，上海人一般不去指摘别人的生活方式。比之于其他地方，上海人在公寓、宿舍里与邻居交往较少，万不得已几家合用一个厨房或厕所，互相间的摩擦和争吵却很频繁，因为各家都要保住自身的独立和自由。

因此，上海人的宽容并不表现为谦让，而是表现为“各管各”。

在道德意义上，谦让是一种美德，但在更深刻的文化心理意义上，“各管各”或许更贴切现代宽容观。承认各种生态独自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到可以互相不与闻问，比经过艰苦的道德训练而达到的谦让，更有深层意义。

为什么要谦让？因为选择是唯一的，不是你就是我，不让你就要与你争夺。这是大一统秩序下的基本生活方式和道德起点。为什么可以“各管各”？因为选择的道路很多，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谁也不会吞没谁。这是以承认多元世界为前提而派生出来的互容共生契约。

上海下层社会中也有不少喜欢议论别人的婆婆妈妈。但她们也知道，“管闲事”是被广泛厌弃的一种弊病。调到上海来工作的外地官员，常常会苦恼于如何把“闲事”和“正事”区别开来。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

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意思是：“关你什么事？”

在外地，一个姑娘的服饰受到同事的批评，她会就批评内容表述自己的观点，如“裙子短一点有什么不好”、“牛仔裤穿着就是方便”之类。但是一到上海姑娘这里，事情就显得异常简单：这是个人私事，即使难看透顶也与別人无关。因此，她只说一句“关侬啥体”，截断全部争执。说这句话的口气，可以是愤然的，也可以是娇嗔的，但道理却是一样。

在文化学术领域，上海学者大多不愿意去与别人“商榷”，或去迎战别人的“商榷”。文化学术的道路多得很，大家各自走着不同的路，互相遥望一下可以，干吗要统一步伐？这些年来，文化学术界多次出现过所谓“南北之争”、“海派京派之争”，但这种争论大多是北方假设的。上海人即使被“商権”了也很少反击，他们心中回荡着一个顽皮的声音：“关侬啥体？”

本于这种个体自立的观点，上海的科学文化在一开始总是具有可喜的新鲜性和独创性。但是，往往又“个体”得过了头，小里小气地不知道如何互相合作，如何依靠他人提升，如何进人宏观规范，因此总是形不成合力，成不了气候。

五

上海文明的第二心理品性，是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

上海人不喜欢大请客，酒海肉山，不喜欢侃大山，神聊通宵；不喜欢连续几天陪伴着一位外地朋友，以示自己对友情的忠诚；不喜欢听大报告，自己也不愿意作长篇发言；上海的文化沙龙怎么也搞不起来，因为參加者一估算，赔上那么多时间得不偿失；上海人外出，即使有条件也不太乐意住豪华宾馆，因为这对哪一方面都没有实际利益……凡此种种，都无可非议，如果上海人的精明只停留在这些地方，那就不算讨厌。

但是，在这座城市，你也可以处处发现聪明过度的浪费现象。不少人若要到市内一个较远的地方去，会花费不少时间思考和打听哪一条线路、换哪几次车的车票最为省俭，哪怕差三五分钱也要认真对待。这种事有时发生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旁人会脱口而出提供一条更省俭的路线，取道之精，恰似一位军事学家在选择袭击险径。车上的这种讨论常常变成一种群体性的投入，一个人的轻声询问立即引起全车一场热烈的大讨论，甚至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实在是全世界各大城市都看不到的景观。公共宿舍里水电、煤气费的分摊纠纷，发生之频繁，上海很可能是全国之最。

可以把这一切都归因于贫困。但是，请注意，两方争执的金额差异，往往只是几分钱。他们在争执激动时一次次掐灭又一支支点燃的外国香烟，就抵得上争执金额的几十倍。

我发现，上海人的这种比较，大半出于对自身精明的卫护。智慧会构成一种生命力，时时要求发泄，即便对象物是如此琐屑，一发泄才会感到自身的强健。这些可怜的上海人，高智商成了他们沉重的累赘。没有让他们去钻研微积分，没有让他们去画设计图，没有让他们去操纵流水线，没有让他们置身商业竞争的第一线，他们怎么办呢？去参加智力竞赛，年纪已经太大；去参加赌博，名声经济皆受累。他们只能耗费在这些芝麻绿豆小事上，虽然认真而气愤，也算一种消遣。

上海人的精明和智慧，构成了一种群体性的逻辑曲线，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处处晃动、闪烁。快速的领悟力，迅捷的推断，彼此都心有灵犀一点通。电车里买票，乘客递上一角五分，只说“两张”，售票员立即撕下两张七分票，像是比赛着敏捷和简洁。如果乘客说“两张七分”，就有一点污辱了售票员的智商，因为这儿不存“七分”之外的第二种可能。你说得快，售票员的动作也快，而且满脸赞许；你说得慢，售票员的动作也慢，而且满脸不屑。